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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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教研并重、科研强院”的理念，着力打造学科品牌，促进内涵式发展，我们特此推出“科研荟萃”专栏，宣介学院资深教授和青年才俊的代表性科研成果和重要科研学术活动，以期打造一个既“语通中外、读懂世界”又“启迪智慧、温润心灵”的学术空间站，从而促进科研学术的引领指导和交流融通，树立深大外院坚实的科研品牌。
作者简介
翁冰莹，澳门新甫京娱乐娱城平台院长助理、西语系教授，主要从事法国文学、文艺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法国文学研究分会常务理事、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中法语言文化比较专业委员会理事、深圳市鹏城孔雀计划特聘岗位B档人才。
翁冰莹 教授
本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记忆诗学视野下的莫迪亚诺小说研究”【18BWW066】阶段性成果。
论莫迪亚诺《环城大道》伦理结
的生成与解构
内容提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莫迪亚诺的代表作《环城大道》以法国被德军占领的二战时期为主要背景、以对“痛心事件”的回忆与真相探索为线索，展现出不断生成与解构的伦理结，提示出多重性的伦理问题。本文借助聂珍钊教授倡导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结合莫迪亚诺“记忆诗学”的手法，基于对隐匿于作品叙事中的三个基本伦理结的剖析，探讨了作品以“既视”式记忆所营造的“大混乱”的伦理环境以及犹太人在这一伦理环境下的身份认同危机与伦理困惑，并揭示了作品的伦理观念，即以饱含爱与宽容的真情为导向的伦理选择才是解开所有伦理结之真正密钥。
关键词：莫迪亚诺；《环城大道》；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结
On the Genera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Ethical Knots
in Modiano’sRing Roads
Abstract: Based on the main backgrou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when France was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and clued by the memory and reflection of the “heartbreaking incident”,Ring Roads,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by the French writer Patrick Modiano, the Nobel Prize winner in literature, demonstrates the constantly generated and deconstructed ethical knots, and reveals multiple ethical problems. Enlightened by the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dvocated by Nie Zhenzhao, by means of Modiano’s “memory poetics”, an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ree basic ethical knots hidden in the narrative of the novel, this paper intends to clarify the ethical environment of “great confusion” created by the memory of “déjà vu”, Jewish identity crisis and ethical confusion in this ethical environment, and conclude that the ethical concept of this work is the ethical choice guided by the true affection with love and tolerance, which is the real key to untie all ethical knots.
Key words: Modiano; Ring Road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knots
序言
作为继《星形广场》（1968）、《夜巡》（1969）之后“占领时期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曲，201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1945-）的代表作《环城大道》（Les Boulevards de ceinture,1972）描述了“一个没落的世界”（罗国祥 193），以第一人称“我”的方式回忆了犹太人父亲囿于加入法国籍的身份迷茫和生存困境，一度犯下企图杀害“我”的行径，酿成了“痛心事件”，而十年之后，当“我”得知父亲将被盖世太保陷害，则奋不顾身要去拯救父亲、进而寻找失踪的父亲的曲折故事。尽管这部作品突出描写了“我”的经历体验，但却以小我的故事揭示了一段宏大的历史叙事，也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展现了“我们所经历的乱世”（莫迪亚诺，《环城大道》44）的伦理问题，谱写了一曲重构伦理价值的悲伤挽歌。
围绕这部小说的研究，学者冯寿农曾揭示出莫迪亚诺解构身份、父亲等的“解构主义诗学”（《莫迪亚诺的解构主义诗学》 109-115），学者翁冰莹借助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1931-）“记忆之场”理论，构筑起以巴黎为标志的“中心·边缘”式的“记忆空间”（100-108）。与之不同，法国学者巴蒂斯特·胡（Baptiste Roux）站在历史叙事的角度就小说的人物形象展开了阐述（Roux 333-334），布鲁诺·布朗克曼（Bruno Blanckeman）则揭示出父亲形象与占领时期这段历史的内在联系（Blanckeman 54-59）。尽管大多数前期研究极为注重该作品的文学主题、叙事策略、人物形象乃至巴黎印象，但却不曾关注这部小说蕴含的凝重的伦理问题，更不曾就小说的伦理问题展开诠释、批评与重塑，缺失了文学伦理学批评这一重要的研究视角。因而，本论文借助聂珍钊教授倡导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来重新审视《环城大道》，同时结合莫迪亚诺一贯的“记忆诗学”的表现手法来深入探究“痛心事件”，进而在剖析“父亲是否是杀己凶手”“是否要去拯救父亲”以及“是否要继续寻找父亲”这三大“伦理结”的生成与解构中，揭示“乱世的历史语境”“犹太人的身份”与“寻找父亲”的本质内涵与内在关联，从而探寻莫迪亚诺何以借助文学创作来描述“大混乱”的伦理环境，探讨犹太人的伦理困惑，以及在面对难以捉摸的人类命运之时做出的伦理选择。
一
与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追寻逝去的时光相似，莫迪亚诺不停地与遗忘斗争，试图回到过去、寻找历史。然而，与展现过往战争场景与历史悲剧，凸显英雄式的故事情节不同，莫迪亚诺更注重运用“既视”（Déjà-vu）式记忆的手法来营造占领时期混乱、神秘与恐怖的氛围。（翁冰莹、冯寿农，《试论莫迪亚诺“既视”式的记忆艺术》 73）。不言而喻，最初的三部曲《星形广场》《夜巡》《环城大道》皆运用“既视”式的记忆艺术再现了乱世环境下的伦理矛盾与问题。尤其是最后一部《环城大道》，其故事的根本契机就在于主人公的“我猛然下决心去寻找您”（莫迪亚诺，《环城大道》 72）这样一个心灵冲动。在“既视”式回忆的引导下，莫迪亚诺开始讲述“环城大道”的故事，讲述他所不曾经历的20世纪30、40年代发生的故事，将幽灵似的人物从黑夜中拉出来曝一下光（莫迪亚诺，《环城大道》42），由此彰显出以“小我”叙事来带动小说故事乃至包含历史环境、道德伦理的整个时代语境的独特构思。
主人公之所以“猛然下决心”，一是因为意识到自身生活在“奇特的时期，无所依托”；一是“痛心事件”始终萦绕在心头，他意识到十年之后的父亲或许会“需要我”（莫迪亚诺，《环城大道》 72）。小说之中，主人公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在17岁之前未曾与父亲谋面，更不曾得到真正的父爱，其内心被一种孤独意识所占据。在此，基于“血缘关系”的传统性父与子的伦理关系近乎无。正是成长过程中父爱的“空白”成为“我”追溯伦理纽带的根源、找寻存在根基、谋划新生活的契机。但是，“痛心事件”却成为主人公心中难以磨灭的“情结”。所谓“痛心事件”的核心，就是犹太人父亲在意识到自己无法通过儿子获得法国人的身份之后，萌生了杀害儿子的恶念，在乔治五世地铁车站企图将他推下列车呼啸而来的站台。莫迪亚诺将“痛心事件”作为整部小说伦理问题的源点，父亲为什么会背弃最为基本的父子伦理，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杀人行动？这一事件推动着以第一个伦理结“父亲是否是杀己凶手”为根源的内心疑惑、探究真相，乃至拯救父亲、不断找寻、寻求理解的情节发展，也成为莫迪亚诺构筑多重性“伦理结”架构的基础。
首先，需要揭示第一个伦理结包含的“‘我’的内心疑惑”，这一疑惑指向了“大混乱”的历史语境。《环城大道》最别具心裁的书写方式之一，就在于莫迪亚诺并非采用线性平铺直叙的方式来叙述这一“痛心事件”，而是以“既视”式的记忆框架来层层再现该事件的过程，并使之成为主人公探究伦理问题的直接线索：“第一种，是我错怪了您。果真如此，那就接受我的歉意，并将这一过错归咎为我的谵妄状态。第二种，如果您真想把我推到地铁车轮下，我也甘心情愿认为您情有可原”（莫迪亚诺，《环城大道》 107）。这样的伦理困惑经历了十年之久的萦绕与挣扎，构成了主人公第一个伦理结的内核，并凸显了伦理性的问题：第一种推测，儿子以一种潜在的正常的血亲伦理为前提和依据，本能地断定父亲不可能伤害自己。第二种推测，儿子采用的是假设判断，即便相信父亲是凶手，也只愿意将父亲的犯罪动机归为一点，“这完全是当前社会价值大混乱的表现”（莫迪亚诺，《环城大道》 107）。由此揭示出“痛心事件”的缘由：不论真相如何，怎样思考、判断、评价时代语境成为剖析事件的关键所在。
其次，正如主人公意识到自身生活在一个“奇特的时期”，我们也意识到有必要探究“奇特”的“大混乱”的时代语境，或伦理学视角下的“伦理环境”。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并进入文学的历史现场，在历史现场的伦理环境下展开文学批评（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9）。若我们要理解父亲的“杀子行径”及其社会根源，那么就有必要透彻理解小说的伦理环境，即理解所谓的社会价值“大混乱”的时代语境。肇始于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导致了大批银行倒闭、产品大量积压、企业持续破产、失业人数剧增，整个社会经济生活陷于混乱和瘫痪。不仅如此，在思想领域还存在历史上长期以来蔓延欧洲的反犹排犹思潮，犹太人既是欧洲人倍感“恐惧”“仇恨”的对象，也是帝国主义转嫁危机的“替罪羔羊”（Fischer7-26）。不言而喻，这样的“大混乱”到了20世纪40年代德军占领法国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巅峰。历史在持续，“大混乱”也在持续，尽管经历了不同年代的变迁，但是莫迪亚诺似乎在此找到了整个时代始终不变的“问题”所在，故一以贯之地运用“大混乱”这个词来加以概述。
再次，“大混乱”不仅是导致当时整个世界陷入困境与悲剧的根源，也是作为犹太人的父亲与儿子遭遇难以捉摸的人类命运的外部原因。作为最初的“占领时期三部曲”，《星形广场》《夜巡》《环城大道》皆以20世纪30、40年代为历史背景，莫迪亚诺赋予这一时代以“大混乱”的特征。《星形广场》的主人公犹太人偏执狂患者拉斐尔·什勒米洛维奇在幻觉中胡说梦呓、行为荒唐，为了确证自我身份而四处游荡，最后被通敌合作者、盖世太保在星形广场处以死刑。《夜巡》描述了无业游民的犹太人“我”混迹在巴黎，在法国盖世太保和抵抗组织“地下骑士团”之间游离彷徨的困境。到了《环城大道》，莫迪亚诺亦叙述了犹太人“我”通过幻觉回忆与线索追踪，深入父亲生活的由通敌合作者、盖世太保与反犹分子组成的光怪陆离的圈子的故事（莫迪亚诺，《环城大道》 44）。故事中，作为犹太人的父亲难逃被歧视、被杀戮的命运，为了生存隐姓埋名于巴黎的边缘地带，与一群骄奢淫逸、奸诈凶狠的通敌合作者为伍，从事黑市的投机贩卖（莫迪亚诺，《环城大道》 89）。在此，莫迪亚诺刻画了这一群体的生活丑态，描述了一种噩梦般的景象，以此渲染出占领时期充满恐怖、不安与迷惑的伦理环境。就在这样非理性的乱境之中，“如何生存下去”就成为摆在犹太人面前最急迫、最首要的伦理问题。他们身处二战——“悲剧之源”与巴黎——“痛苦之都”（莫迪亚诺，《星形广场》 扉页），或是走向死亡、或是随波逐流。或许莫迪亚诺尝试的是通过主人公的自我体验来揭示被破坏的生活秩序、被歧视的犹太身份、遭颠覆的伦理价值等的历史真相，并由此反思造成犹太父亲萌生杀子恶念的社会历史原因。可以说，“大混乱”构成了《环城大道》最波澜壮阔、最具悲剧色彩的伦理环境。
概言之，莫迪亚诺以一种“既视”式记忆的方式揭示了人物的第一个伦理结，自父亲企图杀害儿子，触犯弑亲的“伦理禁忌”（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261-262）的问题，进而转向十年之后法国被德国占领的二战时期这一极为特殊的伦理环境。就这样，莫迪亚诺借助一个“小我”的事件直接呈现了乱世的时代大语境，由此亦可看出他潜在的伦理反思：在晦暗与神秘的“乱世”环境中伦理道德沦丧与泯灭了，理性被癫狂所替代，人性因子被兽性因子所打败，伦理性矛盾与冲突更加突显。在此艰难的历史语境中犹太人不得不面对尖锐的生存伦理难题。
二
承前所述，第一个伦理结注重展现个人体验或自我疑惑，以小见大地牵引出作为时代语境的“大混乱”的本质：一切既有的秩序与价值被无情地颠覆，面对虚无主义，人物找不到身份的归属，陷入丧失存在依据的困境之中。随着这样的“大混乱”的持续，也预示着新的伦理问题必然出现。但莫迪亚诺并没有止步于时代语境的描述，而是在“父亲为什么戕害儿子”“儿子依旧要去拯救、去找寻父亲”的伦理性问题背后，进一步揭示导致伦理危机、身份错位的根源所在，即“犹太人的身份认同”这一本质性问题。
《环城大道》这部作品不仅呈现的是一段人伦丧失、价值颠倒的被遗忘的历史，更揭示了犹太人探求“伦理身份认同”乃至如何正视过去或存在真相的历史。就在第一个伦理结尚未得到解明之时，莫迪亚诺又提示了第二个伦理结，即十年之后儿子是否要去拯救被法国盖世太保与通敌合作者追捕的父亲的心理过程。十年之后的儿子，在外省的教会学校担任学监，似乎获得了“法国人”的正式身份(莫迪亚诺，《环城大道》104)。但是他心有不甘，从外省漂泊到巴黎，在德军占领巴黎之后，他的国家身份认同也开始遭遇危机；十年之后的父亲，与一群通敌合作者混在一起，漂泊在巴黎的边缘地带——塞纳马恩地区的村庄，一直在为获得国家身份认同而努力。在此，莫迪亚诺提示了相较于“痛心事件”更为深刻的危机，即“犹太人的身份认同”的问题。就这样，“痛心事件”转而以一种犹太人身份认同的悲剧性推演出伦理环境、伦理身份、伦理困惑、伦理选择不断持续与转向的系列问题。
首先，在此必须回溯整理一条线索，即关于“痛心事件”的前因。承前所述，莫迪亚诺通过“既视”式记忆揭示了儿子针对“痛心事件”的疑惑。那么，父亲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直接原因产生了要杀害儿子的冲动？承前所述，儿子在父亲眼中或许始终就是一个或留或弃的多余之物，但在知悉儿子获得法国“业士文凭证书”之后，父亲仿佛看到了自身亦可以获得“法国人”正式身份的希望，从而开始接纳儿子的存在。但是，在一次父亲遭到治安警察质询时，尽管提供了业士文凭的复制品，并将“儿子是业士”这句话重复了五六遍（莫迪亚诺，《环城大道》55），却依旧遭到质疑。换言之，父亲利用儿子的业士证书来确定自我身份——自“犹太人”转为“法国人”的努力走向失败，由此产生了嫉妒、仇恨的心理，冲动之下走向了杀害儿子的极端。在此，莫迪亚诺揭示出“痛心事件”背后的本质问题——身份认同危机，且这一危机直接牵涉到伦理问题，即儿子只不过是父亲进行自我身份确证、国家身份建构的“工具”而已。父亲在大混乱时期作为“犹太人”的身份危机促使他试图建构“法国人”这一国家身份，而这一建构的失败成为了导致父与子最初伦理身份彻底崩塌的症结所在。血亲伦理的身份认同让位于国家观念下的身份认同，折射出父亲尝试通过国家伦理来重构家庭伦理的挫折与失败。不言而喻，正是这一特殊时期的黑暗政治、挫折体验，促使作为犹太人的父亲做出的首要伦理选择，就是“活下去”，即便这种存在主义式的选择需要以弑亲、背叛的伦理禁忌为前提或代价，从而也使人物不断陷入伦理困境。
其次，特殊历史空间中的“犹太人的身份”问题将前两个伦理结串联起来，也将十年之前与十年之后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展现出个体性的身份认同危机与伦理困惑。十年期间，父亲在儿子眼中几乎是一个飘忽不定的存在，或许一直寻找着作为“法国人”的身份认同。十年之后，父亲陷入盖世太保的圈套，面对曾经戕害自己、而后沦落为低声下气做人的父亲，面对陷入被杀害之险境的父亲，“我”是否要去拯救？这一伦理结成为“我”内心进行复杂伦理选择的前提：“您还认得我吗？跟您在一起，永远也了解不到什么情况。……我心里琢磨您配不配我对您这样感兴趣。”（莫迪亚诺，《环城大道》 72）但是“如果没有我，您会如何呢？如果不是我忠诚，不是高度警惕，您会如何呢？如果我撒手不管，您就会颓然倒下去。”（莫迪亚诺，《环城大道》 82）之后，“我”艰难地打入他们的生活圈，且随时面临暴露犹太身份而被告发、被杀害的危险，而实质上“我”也想“不再无畏地冒险”（莫迪亚诺，《环城大道》 95）。就这样，主人公在管与不管、救与不救之间犹豫不决，反复纠结，再度陷入伦理困惑之中。
尽管主人公纠结于是否要拯救处在危境中的父亲，且这样的伦理困惑进一步加剧了伦理结的“纠葛”，但是主人公最终亦不得不正视内心的真实情感——“我对于您并无丝毫怨恨。对有些人，什么都可以原谅”（莫迪亚诺，《环城大道》 72），由此他做出“继续拯救父亲”的伦理选择——尤其是在“这种时候，不能抛掉您”（莫迪亚诺，《环城大道》95）。不言而喻，对于儿子而言，若是对身处险境的父亲置之不理，就意味着父子伦理关系的彻底破裂、父子伦理身份的彻底丧失；若是去救父亲，则必须冒着暴露自身犹太身份而后遭遇杀戮的巨大风险。“犹太身份”固然使这一拯救行为陷入危险的地步，但是，儿子的拯救意愿象征着他可以抛弃国家身份、种族身份，体现出作为真正的“人”而尝试找回最基本的伦理身份、重塑伦理关系、摆脱伦理困境的努力。在此，我们可以深切体验到莫迪亚诺尝试寻求一种最为根本的父子伦理关系的“理解”与伦理身份的“重塑”。
再次，犹太人的身份问题不止是作为父亲与儿子的个体性问题，且还是作为“犹太人”的群体性问题。莫迪亚诺创作该小说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揭示历史情境下犹太人的刻板形象与苦难命运。“痛心事件”的根源在于犹太人的身份认同危机，其身份认同之所以出现问题，原因又指向了特殊的历史情境。回到小说的开篇题词，法国诗人兰波（Jean Nicolas Arthur Rimbaud，1854-1891）虚构的一个“异教徒”在呐喊：“若我个人历史中也含有法兰西历史的某一点该有多好！没有，一点也没有。”（莫迪亚诺，《环城大道》扉页）在此，个人历史与法兰西历史呈现出一种分裂，且通过“没有，一点也没有”这样决绝的态度而再现出来，并似乎奠定了整部小说的叙事基调——犹太人在法国遭遇了身份缺失、不被认同甚至是形象异端化的困境。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联想到欧洲人排斥犹太人的漫长历史，这一反犹排犹的思潮到了20世纪达到一个顶峰①。尤其是在20世纪30、40年代他们更是经历了被法国、被欧洲所歧视、排斥甚而被第三帝国实施种族灭绝的悲惨命运。无论是十年前的父亲，还是十年后的儿子，皆是缺失了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人，他们被国家抛弃，生活在社会边缘、孤独迷惘、漂泊不定甚至处于生死边缘。莫迪亚诺基于一种犹太人身份的自我而独特的视野，潜在地、连续性地书写了欧洲犹太人在特殊历史境遇之中、面对生存难题之时所突显的伦理困惑，由此呈现出他们极具悲情、难以逆转的苦难命运，而就法国犹太人而言，他们的悲剧之一就在于得不到法兰西的真正认同，得不到法国人的身份。然而我们也不得不看到犹太群体之所以不被认同，并不在于他们是战争的敌人，而是在于其作为极具竞争力的“另类”的存在。
不言而喻，战争乱象、种族歧视、身份缺失、生存与否这一系列问题正是导致犹太人乃至人类陷入困境的所在。作为一名严肃的文学创作者，莫迪亚诺在踏上文学道路之后就将小我一次次地嵌入不堪回首的犹太人历史之中，尝试揭示身份认同所导致的持续性、毁灭性的危机，尤其是他打破了犹太人“受害者”的传统形象，重点描述了作为“间谍”乃至“同谋者”的犹太人形象。如果说《星形广场》的主人公作为一名“无国籍的犹太人”（莫迪亚诺，《星形广场》 71）不可避免地变换怪诞的身份，《夜巡》的主人公“我”作为“一名双重间谍”穿梭摇摆于盖世太保和抵抗组织之间，“无休无止”（莫迪亚诺，《夜巡》80-81），无法逃脱“背叛者”的悲剧，那么这样的“犹太人身份”与悲剧也几乎完全落在《环城大道》的父与子的身上。为了拯救父亲，“我”放弃了教会学校的工作；为了打入通敌合作者的生活圈，“我”摇身变成了他们的“御用作家”，“终日跟他们泡在一起”（莫迪亚诺，《环城大道》 42）。难道犹太人的身份不论何时都注定了如同“万花筒”一般变幻不定，找不到自身的存在依据，找不到合理处世的方式？就此而言，莫迪亚诺借助《环城大道》的身份问题来展开文学书写，不止是为了揭示特殊历史语境下父与子的悲剧故事，而且还希望由此牵引出犹太人群体的伦理、命运或归宿的问题，更描述了犹太人在面临身份认同问题时是如何走向伦理堕落、陷入伦理困惑乃至进行伦理选择的复杂过程。
三
莫迪亚诺通过文学创作召唤了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但是，他却不曾屈服于这样的命运，而是顽强地抵抗，通过不断地找寻、再找寻来树立自我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寻找主题一直贯穿在其文学创作之中。作为代表作，《暗店街》（1978）的经典首句提到“我的过去，一片朦胧”，穿过一片朦胧，寻找过去的残片，主人公意识到人作为“海滩人”的本质存在，我们的生命会像孩子脸上的忧伤一样，瞬间消失在暮色里（莫迪亚诺，《暗店街》 66-67、227）。如果说《暗店街》将寻找主题的焦点集中在遗忘过去的人类如何进行自我、过去、身份的确证以及存在之根的找寻之上，那么在《环城大道》中，莫迪亚诺则还将寻找父亲、探寻祖国进而探索人类存在根源皆涵括在寻找主题内，因而拥有更为宏大、深邃的象征寓意，从而指向作为人之存在的最为根本的伦理问题。
在此，我们可以提炼出《环城大道》的第三个伦理结——是否要继续寻找父亲？莫迪亚诺站在叙事学的角度，通过象征性的叙事技巧，采用首尾呼应的叙事方式，提示出了第三个伦理结。小说开篇，抱着“寻找父亲”念头的儿子由一张老照片进行“既视”式的回顾，到了小说结尾，儿子依然是通过照片来回顾父亲：这个坐在扶手椅上被称为“男爵”的最胖的人就是父亲，他后来失踪了、销声匿迹了（莫迪亚诺，《环城大道》 130）。“我”是否要继续寻找父亲？若是不去寻找，是否就可以坦然面对进而忘却过去？若是去寻找，是否会再次遭遇厄运？经历了痛心事件之后，父亲是否值得“我”不懈地去找寻，父子之间是否可以回复最为根本的人伦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继续寻找的问题牵涉出不少难以纾解、循环往复的伦理困惑。事实上，找寻问题不止是一个行动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试图摆脱伦理困惑，重新进行伦理选择的心理问题。
就在这样的悬念中，莫迪亚诺也提示出解开第三个伦理结、做出伦理选择的意义与价值。首先，作为第一与第二个伦理结的延续，第三个伦理结所蕴含的“寻找父亲”的伦理选择，不仅是《环城大道》故事的逻辑起点，而且自始至终潜在地贯穿于三大伦理结之中，由此串联构筑起循环性的伦理线，体现出恒久性的伦理困惑与情感性的伦理价值。正是因为想要寻找父亲，儿子才会在痛心事件发生之后依然回味之、思忖之；正是因为希冀寻父，儿子才会在推断父亲为杀己凶手之后还毅然决然要去拯救父亲；也正是因为寻找父亲，才有了突破国家身份、种族身份，进一步回归本真状态来探寻存在根源、探究伦理本质的深刻思索。虽然寻找父亲是儿子“我”一贯的理想，但是这一理想是始终不变、毫无挫折的吗？事实上，儿子“我”在艰难寻父的过程中内心亦不无委屈、困惑与纠结，完全“置身于这种有损我身心健康的氛围中，忍辱受屈同这些败类为伍，日日夜夜坚持不懈地守候着您”，而这样做换来的或许不过只是“眼前的幻景”（莫迪亚诺，《环城大道》 86），只是与父亲“您”充满隔阂的“遥望”而已。
“伦理选择也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道德选项的选择，选择不同则结果不同，因此不同选择有不同的伦理价值”（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267），面对第三个伦理结“是否继续寻父”的困惑，儿子将如何进行伦理选择，是怨恨放弃，还是继续探寻？明明知晓寻找的艰险与最终可能出现的令人失望与悲凉的结局，但是，“我”依然做出了一个“还要坚持追踪到底”（莫迪亚诺，《环城大道》 86）的选择。当儿子做出继续寻父这一伦理选择时，这具有什么样的伦理价值或象征意义？事实上，“我”一直在找寻父亲、重塑伦理的过程中进行着一种“自我告白”——无论是将“痛心事件”的根源归结为社会价值“大混乱”的表现（莫迪亚诺，《环城大道》 107），还是直言“我确实由于爱您，才会在这崎岖的路上追随您的足迹”（莫迪亚诺，《环城大道》74），莫迪亚诺皆试图借助这样的“自我告白”提示一个根源性的问题：面对风雨晦暗的历史环境，作为时刻面临大屠杀的犹太人，究竟是应该“存在先于本质”，还是让“血浓于水”的情感战胜一切伦理困境？或许，作家通过这部小说意欲传达的是这样一种伦理观：召唤一种以人伦关系的恢复与重塑为目的，用“爱”来战胜困境、来与人生和时代同行相随的伦理价值。无论是犹太人的种族身份认同，还是法国人的国家身份认同，皆必须依存于最为直接与质朴的父子伦理。因此，这样一种伦理的重构无疑具有颠覆“理性”的预设前提，还原到人存在的“情感”的深刻内涵。
其次，审视针对第三个伦理结而做出的伦理选择，我们可以认识到，主人公希望通过重塑伦理关系来寻找自我的生命之根，进行自我的拯救与完善并探究伦理的根本。小说之中，父亲为了生存下去，放弃了血亲身份，选择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身份，抛弃了需要承担抚养儿子的责任与义务，并犯下了杀子的伦理禁忌，显现出伦理身份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巨大冲突。处在一个伦理混乱与价值颠覆的时期，作为个体犹太人的父亲所做的伦理身份选择，不仅不能彻底解决其生存问题，反而还使之陷入新的困境。儿子“我”则冒着暴露身份而面临死亡的风险，将拯救父亲、找寻父亲作为首要的伦理选择。究竟是什么可以使之超越“痛心事件”的执迷、“身份认同”的禁锢、“陷入死亡”的危险？对此，一方面，我们可以推导出“找寻父亲”的伦理前提：父亲是儿子的生命之根，儿子是父亲的血脉延续。寻找父亲可助于摆脱伦理两难的束缚，指向自我价值的救赎。另一方面，进一步对之加以挖掘，或许伦理的重构也就成为将过去、身份、生命等一系列内涵串联起来的关键所在。以“拯救父亲”为导火线的持续找寻，不仅象征着主人公的自我救赎与解放，也象征着个体基于根源性的真正觉悟，更代表了一种人类价值的回归或者还原。就此而言，通过三大“伦理结”的逻辑架构，莫迪亚诺在《环城大道》之中确立起了“伦理环境—伦理身份—伦理困惑—伦理选择”的架构式铺陈，也为人类的伦理选择提供了道德警示和历史教诲。（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265）。由此可见，莫迪亚诺的伦理认识在于伦理的根本或许不单是所谓的理性，且还有真实的情感；找寻的或许不单是事实的真相，而更在于内在的情感、父子间的亲情。
最后，第三个伦理结进一步牵引出“找寻什么”的重大问题，隐喻性地蕴含着“人类探寻自我身份与存在根源”的永恒性深层主题，这一主题直接反映的是寻找人之为人的伦理根本。《环城大道》中，莫迪亚诺通过“我”道出了寻找父亲的况味：“我还要坚持追踪到底。我对您很感兴趣，‘爸爸’。人总有寻根的兴趣”（莫迪亚诺，《环城大道》86）。正如学者冯寿农所指出的，法语的“父亲”（le père）与“祖国”（la patrie）来自同一词源（冯寿农，《文本·语言·主题——寻找批评的途径》 343），因此，“寻找父亲”就具有了多重性的内涵：既是找寻自我、过去，也是祖国，由此可以找到一种“根源性”的记忆，从而确证身份。这样一来，“找寻父亲”与找寻祖国、找寻自我存在的根源都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了更为深邃的象征寓意。如果说莫迪亚诺只是一味地坚持找寻“犹太人”的身份认同的话，那么这样的找寻就会带有试图颠覆所谓“犹太人=叛徒”的传统身份的意图，具有为追求“犹太人的祖国”而努力的宿命。但事实上应该说莫迪亚诺超越了以祖国为归宿的既有找寻模式，而只是将之视为一种“兴趣”，寻根的兴趣就是一种对根源性找寻的趣味，由此借助主人公不断寻找父亲的文学书写，暗喻人类探寻自我身份与存在根源的永恒主题，从而确立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
概言之，莫迪亚诺通过第三个伦理结，揭示了“寻根”——寻找自我的存在根源的永恒性，这也是莫迪亚诺眼中所有伦理思想的第一个重要起点。主人公没有放弃“寻找”，尽管这一伦理选择没有结果，但却永远不会止息。在此，我们也必须提到莫迪亚诺的父亲——阿尔贝·莫迪亚诺（Albert Modiano）。作为幸免于大屠杀的犹太人，阿尔贝或许遭遇了莫迪亚诺小说中的父亲或者“我”的经历体验。作为亲人，阿尔贝也一直无法与儿子就过去进行深刻的沟通交流，莫迪亚诺的记忆文学书写本身或许就是一个寻找父亲、亲情，寻求沟通、理解的过程。正是通过“记忆诗学”的叙事策略，莫迪亚诺抛弃了一切理性的推导算计，将对父亲的情感置于首要的位置，采取设身处地的理解方式，以一种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过去，并以一种独特的个人体验来告诉世人这样的道理：哪怕父亲是一个犹太人的叛逆者，哪怕父亲是一个无法接近的幽灵，哪怕“我”追踪他而“被判处有罪”（莫迪亚诺，《环城大道》 107），但“我”也还是要去找他、去救他。只有通过超越理性、超越国家、超越种族的真实情感——父与子、人与人之间的爱，才能消弭过去的悲剧，才能获得自我的解放、救赎与实现，获得身份的认同、生存的支撑与生命的延续。与此同时，莫迪亚诺树立起人之存在所不可或缺的寻根主题，并指出确立自我的伦理身份及存在根源乃是一切伦理的根基，唯有如此才能寻得人之为人的伦理本质。
结论
与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 1919-1987）、保罗·策兰（Paul Celan, 1920-1970）、埃利·维塞尔（Elie Wiesel，1928-2016）等幸存者的二战书写不同，莫迪亚诺通过占领时期三部曲的创作开创了独特的法国被德军占领时期的记忆文学，揭示了人类在面对难以捉摸的命运、不得不进行伦理选择之际的困惑与彷徨、苦痛与坚持。尤其是《环城大道》中，面对“父亲是否是杀己凶手”这第一个伦理结，主人公“我”将问题的症结指向了“大混乱”的伦理环境，认为价值颠倒的时代语境是导致父亲犯下杀子行径、陷入伦理困境的直接外因；同时，这一伦理戕害亦与父亲的“犹太人身份认同危机”的深层内因不无关联，十年之后，父亲陷入险境，儿子则更面临“是否要去拯救父亲”的身份危机与伦理困惑；最终当儿子发现父亲尚未得救却已失踪之后，又不得不思索“是否继续寻找父亲”这一蕴含人生哲理的伦理难题，而当儿子在自然的伦理亲情的驱动下，超越了来自国家身份、社会身份的困惑与纠结，做出继续“拯救父亲、寻找父亲”的伦理选择之后，他亦希望以此消解之前所有的伦理结，完成根源追溯、自我救赎、自我确证的人生升华。就这样，莫迪亚诺借助“痛心事件”，围绕难以忘却的伦理主题展开了持续性的书写，构筑起以时代、身份、根源、伦理等一系列问题为核心的宏大叙事，亦铸就一段不断探寻真相、寻找父亲、渴望拯救的“我”的历史，也是“人”的历史。
莫迪亚诺以“痛心事件”为契机创作这部小说，或许仅是为了揭示掩埋在自我内心深处的痛苦回忆与秘密，事实上隐匿于主人公内心的三大伦理结自始至终都未能得到彻底的纾解，呈现出一种环环相扣、步步相连且始终“悬而未决”的“伦理结”的状态。虽然莫迪亚诺不是为了通过小说树立某种宏大的伦理思想，但是读者却可以从这样一个以小见大的文学叙事中揣摩出其潜在的伦理观。借助犹太父子的悲剧故事，莫迪亚诺潜在地批判了欧洲的反犹排犹思潮与二战时期的种族灭绝行径，展现了人的身份认同的多样性，即法国人的国家身份认同、犹太人的种族身份认同、父子伦理关系的身份认同，这三者之间极为复杂、彼此纠结，在特殊历史语境下凸显出巨大的张力。面对错综复杂的身份认同与伦理结，莫迪亚诺提示了以饱含爱与宽容的真情来重塑最为质朴的伦理关系，来尝试解开所有的伦理结，来面对难以捉摸的人类命运的道理。事实上，从处女作《星形广场》探讨犹太人的存在问题开始，到《夜巡》泛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的身份与存在问题，再到《环城大道》所探究的寻找父亲、寻找根源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莫迪亚诺以独具特色的“记忆诗学”的手法为犹太人境遇的历史叙事、身份认同、找寻存在根源的主题提供了新的诠释，为我们展现了契合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更为真实的时代场景、饱含情感的伦理故事、不断深化的伦理主题，就这样他不断深入探究人之为人的伦理本质，并尝试重构具有生命价值的伦理关系。
注 释
① 围绕欧洲历史上的排犹运动，参考白雪：《欧洲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反犹排犹运动》（《教学与管理》，2003年10月，第67-68页），姜焕文：《文化“达尔文”现象——排犹主义和犹太民族精神铸造》（《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47-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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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本文刊发于《文学跨学科研究》（A&HCI）2020年第3期第132-143页，现经作者授权由澳门新甫京娱乐娱城平台微信公众号推出，未经授权不得转推。欢迎大家参考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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