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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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教研并重、科研强院”的理念，着力打造学科品牌，促进内涵式发展，我们特此推出“科研荟萃”专栏，宣介学院资深教授和青年才俊的代表性科研成果和重要科研学术活动，以期打造一个既“语通中外、读懂世界”又“启迪智慧、温润心灵”的学术空间站，从而促进科研学术的引领指导和交流融通，树立深大外院坚实的科研品牌。
【作者简介】
陈东成，学院翻译学教授，大易翻译学创始人，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中国国学双语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
原文载《中国翻译》2021年第2期第5-12页。
翻译学中国学派之发展理念探讨
陈东成 学院
摘要：《周易》弥纶天地之道，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作者从中提炼出“生生”“变通”“中正”“思辨”“和合”五大哲学观念，将其定为翻译学中国学派之发展理念并逐一阐述。这些发展理念均一体两面，分别蕴含“创生、相生”“应变、求通”“执中、守正”“创思、明辨”“贵和、尚合”之义。它们彼此勾联，相生相成，衍生万象。万象归一，翻译研究中，一即译道。如斯理念在怀，翻译学中国学派致力于探究译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贡献。
关键词：《周易》；翻译学中国学派；发展理念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3X(2021)02-0005-08
《周易》有言：“夫《易》为何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系辞上传》）①“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系辞上传》）“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系辞上传》）“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系辞上传》）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系辞下传》）……一句话，《周易》广大精微，无所不包。它是“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万物之情，究天人之际，探索宇宙人生之必变、所变、不变的大原理，阐明人生知变、应变、适变的大法则”（雷士铎，1993：4）。难怪它位于儒家群经之首、道家三玄之冠，被尊为“经典中之经典，哲学中之哲学，智慧中之智慧”（南怀瑾，2008：5）。所以，我们探究翻译学中国学派之发展理念，不妨从《周易》借鉴智慧。
玩味《周易》经、传，笔者深感其“生生”“变通”“中正”“思辨”“和合”等观念意蕴宏深，对翻译学中国学派有重大启示作用，不妨定为翻译学中国学派之发展理念。
一、翻译学中国学派之“生生”发展理念
“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传》）宇宙自然、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就在这阴阳的相对、相交、相和的关系中，而这相对、相交、相和的最大意义在于“生”（陈东成，2014；2016：71）。《周易》说：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咸·彖传》）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益·彖传》）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升·象传》）
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系辞上传》）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系辞上传》）
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传》）
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系辞下传》）
天地
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下传》）
整个《周易》建立在阴阳相交、生命大化的基础上，《周易》的哲学可以说是生命的哲学（陈望衡，2007：148）,一部《周易》就是“生命之书”“生命之经”。在《周易》哲学与文化中，只有一个大写的“生”字，“生”是易理的根本。难怪《系辞上传》明言：“生生之谓易。” 何谓“生生”？三国魏王弼（2011：347）的注释是：“阴阳转易，以成化生。”唐孔颖达（2009：262）的解释是：“生生，不绝之辞。”北宋程颐的研判是：“生生相续，变易而不穷也。”（程颢、程颐，2016：1029）南宋朱熹（2011：79）认为“生生”是“阴生阳，阳生阴，其变无穷”。明来知德（2013：305）的见解与朱熹相似：“阳生阴，阴生阳，消息盈虚，始终代谢，其变无穷。”总之，他们眼中的“生生”就是持续不断地生成、生发、生长、生化，生命不绝，变化不已。按照一般语义解释，“生生”即指创生、化生万物，但这只是对生生之道的一个层次的理解。事实上，它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创生、化生万物，即历时态的宇宙万物生成，前面的“生”是动词，后面的“生”是名词；二是万物相生、共生，即共时态宇宙存在的相生共存，前面的“生”是名词，后面的“生”是动词。《周易》的生生之道成为贯通宇宙自然、人伦社会的普遍原则和伦理精神（罗炽、萧汉明，2004：108）。翻译学中国学派完全有理由将“生生”作为其发展理念，且定为首要发展理念。翻译学中国学派之“生生”发展理念可作如下诠释：
（一）创生
翻译学中国学派的“根本使命是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翻译理论，在国际译学界传播中国声音、中国思想、中国理念，为人类翻译事业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中国成果”（陈东成，2019）。创建翻译理论即创生、产生新的生命，这是翻译学中国学派得以发展的根基。没有这个根基，其事业就如无源泉之河流、无根茎之枝叶、无血脉之躯体，言其构建就是空言，言其理想就是妄言，言其成果就是假言。
（二）相生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子思，2011：66）翻译学中国学派不只产生和发展一种理论，而是致力于多种理论的构建与研究，在学术的天地里形成“百花齐放”“姹紫嫣红”景象。翻译学中国学派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学派，它与其他众多学派相并而存。不同学派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各按自己的生命轨迹发展，各自释放自身的能量，发挥自身的作用。大家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展现不一样的精彩，一起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贡献。所以，翻译学中国学派应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善于与其他学派（国内、国外的）和谐共处，交流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彼此滋养壮大，互相生发成长。
（三）生生不息
道者，“与时迁移，应物变化”②。翻译理论和实践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都具有历史性，没有哪种翻译理论能一统乾坤并成为永恒的金科玉律。翻译学中国学派不可能一劳永逸，而要顺时通变，与时偕行，不断努力。为此，要不断地根据变化的社会现实，创建理论，更新理论，推陈出新。这方面，人才是关键，有了人才，方能谈创建、更新理论。理论的生生，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才的生生。人才之生生大矣哉！翻译学中国学派的生生不息是人才的生生不息和继之而来的理论的生生不息。
二、翻译学中国学派之“变通”发展理念
孔颖达《周易正义》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叠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然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孔颖达，2009：4）《周易》“专明变易之义”③，研究变化的道理。《周易》认为，世界变化不已，万物流动不居。日月盈昃，寒暑往来，云行雨施，花开花谢，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无一不在运动变化着。面对变化的世界，《周易》提出了“唯变所适”的观点：“《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系辞下传》）
《周易》既讲“变”，又讲“通”，常将“变”与“通”相提并论。例如：
通变之谓事。（《系辞上传》）
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系辞上传》）
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系辞上传》）
变而通之以尽利。（《系辞上传》）
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系辞上传》）
变通者，趣时者也。（《系辞下传》）
通其变，使民不倦。（《系辞下传》）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传》）
《周易》还提出了一个变通模式：穷—变—通—久—利/文[“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传》）“变而通之以尽利。”（《系辞上传》）“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系辞上传》）]事物因穷而变，因变而通，因通而久，因久而得利/成文（陈东成，2014；2016：79）。怎样应变求通呢？最重要的是合时，即切合时宜。《系辞下传》说：“变通者，趣时者也。”“六爻相杂，为其时物也。”《彖下传》尤其强调“与时偕行”“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确实，能否恰到好处地把握时宜，是事业成败的根本要素。从本质上看，时宜是外因，即人的实践活动的外部条件；而合时则取决于人的内因，即人的智慧、能力和认识水平。合时，下可达上，贱可转贵，穷可变通，凶可化吉（章关键，2000：93）。
合时首先在识变，即认识事物的运动变化，而识变的最高境界在知几。《系辞下传》惊叹：“知几其神乎！”何为“几”？孔子解释道：“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系辞下传》）孔颖达（2009：292）疏曰：“几是离无入有，在有无之际。”又曰：“几，微也。是已动之微，动谓心动、事动。初动之时，其理未著，唯纤微而已。”“几”是事物变化的细微先兆。看准了“几”，便是看准了事物刚刚开始显现的动向，从而可能见微知著，预计事物发展至一定阶段的吉凶结局。所以，孔子谆谆告诫“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系辞下传》）。他教导立志创新创业者效法圣人“极深而研几”（《系辞上传》），因为“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系辞上传》）。翻译学中国学派当聆听孔子教导，识时之义，观时之变，用时之机，尤其要做到洞察事物的微妙前兆，善于知几，见“几”而作。
目前，我国翻译研究主要之“几”为何？笔者的回答是：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翻译理论。此为时代要求：如今，我国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时期，需要基于中国社会实践产生自己的思想，建树自己的理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2016）翻译学中国学派无疑要有变通的理念，“应乎天而时行”（《大有·彖传》）， 顺时而动，与时偕行。
三、翻译学中国学派之“中正”发展理念
《周易》尚中正。“中正”一词由“中”与“正”复合而成。在《周易》中，就“时”而言，“中”就是合时；就“位”而言，“中”就是尊位，即中心地位。反映在卦象上，“中”的代表为下卦和上卦的中爻，即第二爻和第五爻。它们处于卦体的最佳位置，尤其是第五爻，处于全卦至尊位置。成中英（2006：189-190）认为，“中”是位与阴阳之适当结合，它能符合所有在位上、在质上、甚至在价值判断上，对和谐、一致、秩序、协调的要求。如果要进一步作动态考虑，诸如上下往来之动、相关结构（卦）间之可能转换或转化的关系等，则应该在一个更大且动态的架构中来界定“中”之意义，“中”就是阴阳与位的适当结构，而这种结构会在适当的关系中发展至其他的结构。这意味着“中”一方面是一个和谐、秩序、融贯、协调的结构，一方面也是一个产生更多和谐、秩序、融贯、协调，或至少是维持及继续此种融贯、协调之历程。
在《周易》中，“正”即居正，它联系着数字上奇偶之义，并鲜明地反映在爻居卦体的位置上。阳爻在奇数位（初、三、五）或阴爻在偶数位（二、四、上），被称为“得正”或“当位”；反之，则被称为“不正”或“不当位”。既“中”且“正”即为“中正”。“中正”即恰到好处，亦即无过无不及，是《周易》道德修养说和处世哲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易传》在运用和发挥这一思想方面不遗余力。例如：
刚健中正，纯粹精也。（《乾·文言传》）
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履·彖传》）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同人·彖传》）
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彖传》）
受兹介福，以中正也。（《晋·象传》）
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彖传》）
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巽·彖传》）
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节·彖传》）
杨万里（2019：序1）把中正评价为《周易》之道的精髓。他说：“得其道者，蚩可哲，慝可淑，眚可福，危可安，乱可治，致身圣贤而跻世泰和犹反手也。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中为能中天下之不中，唯正为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万变通。”《周易》坚持以中正作为判断是非曲直、吉凶祸福的基本标准，倡导“中正以观天下”（《观·彖传》），万物不论刚柔，皆以中正为本（章关键，2013：77）。《易传》认为，刚要中正，柔也要中正。“柔丽乎中正，故亨”（《离·彖传》）；而“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彖传》）。
翻译学中国学派将“中正”作为重要发展理念，对其自身的根本要求就在于：第一，执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子思，2010：4），治学之大本也。这要求翻译学中国学派“允执厥中”④，恪守中庸之道，把握分寸，做到“旁行而不流”（《系辞上传》），即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智的态度，科学客观地认识事物，行为适度，言行得体，不片面，不偏执，不偏激，不做过头、过分的事（程静宇，2010：305）。第二，守正。这是对人的基本道德要求。翻译学中国学派应恪守正道，居正无邪，做到诚以待人，信以接物，道以见性，德以致行，并以此精神坚定不移地把握中道。“用正的人格力量去调动人的智慧力量，使人格力和智慧力完满结合，则既能坚持正道，又有识机之智，就自然可以摆脱窘境，趋吉避凶。”（李笑野，2016：32）
四、翻译学中国学派之“思辨”发展理念
《周易》是一部论述思辨哲学的古典著作。“思辨”由“思”与“辨”构成，一体二面，合二而为一。
《周易》重象，由此创造出一套独特的思维方法论体系——意象思维。意象思维有其内在特性，包括：
（一）包容性
意象既包容表象，又包容观念；思维过程既富有感性色彩，又有理性驱动。思维方式既可以表现为归纳，又可以表现为演绎；思维目的既可以形而上以求道，又可以形而下以拟器。
（二）跨越性
一有消息触动，即生意觉而达思维，越过通常的感觉阶段，在短时间内呈现出十分宽广的想象空间。还可能越过逻辑推理，从前提直奔结论。
（三）发散性
一个意象可以构筑多种思维模型，枝桠生发，绿叶缤纷，带出丰富多彩的意象群。
（四）知识性
表面上看，意象思维常常凭借直观，启引感悟。实际上，所谓意象，是人在生活过程中日积月累于大脑记忆体系的种种表象和观念，它们都必须通过人的直接经验或间接经验才能获得。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积累越深厚，知识越丰富，意象方能涓涓成流，滚滚不绝，一遇消息轻风，即起晶莹浪花（章关键，2013：172-173）。
《周易》创造的意象思维，观物察类（仰观俯察），取类立象（组爻设卦），由象启意（形而上为道），缘意创象（形而下为器），极其自然而巧妙地把形象（艺术）思维与抽象（逻辑）思维融合在一起，充分发挥了大脑有机组合其左右两半部分作用而形成的系统功能，能促进思维效能的优化与提高，有助于培养人们的创新思维（同上：21）。
《周易》既重“思”，又重“辨”。例如：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乾·文言传》）
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履·象传》）
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同人·象传》）
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大有·象传》）
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未济·象传》）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系辞下传》）
《复》，小而辨于物。（《系辞下传》）
若夫杂物撰德，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系辞下传》）
上述引文中，“辩”通“辨”,“辨”“辩”之论反映了《周易 》类族辨物、辨析考证的主张。
《周易》的思辨哲学给翻译学中国学派以重要启示：（1）创思；（2）明辨。对于翻译学中国学派来说，“思”的生命力在于创造或创新。而这种“思”的创造或创新仅靠概念思维是做不到的，而要借力于意象思维，进入充满生机的精神世界，回归到“无”的“原发创生”境域。只有回归到这种境域，精神才有大视野和大境界或自由之境。“自由之境，是一种永葆‘创生’活力的青春之境”，人们在其中“能找到创造或创新的原动力”，从而“能在认识和实践等各种活动中出新和创新”（王树人，2012：49-50，69）。但这里所言的“自由”不指天马行空，恣意妄为，而是进行智慧性的“彰往察来”“当名辨物”“杂物撰德，辩是与非”（《系辞下传》）。“思”与“辨”合德，乃为翻译学中国学派之所取。《中庸》指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子思，2010：46）其中“慎思之”“明辨之”映现了《周易》的思辨观。这里稍作变动：“创思之”“明辨之”。此两点翻译学中国学派各成员当铭记心坎，立为“不易”之发展理念。
五、翻译学中国学派之“和合”发展理念
“和合”一词由“和”与“合”合成。“和”是个多义词，主要意思有“和谐”“和睦”“和悦”“和生”“协调”“融合”“契合”“合构”等。“和”是贯通《周易》的核心概念：《比》卦见近邻亲和，《小畜》卦见上下应和，《履》卦见愉悦应和，《泰》卦见天地交和，《同人》卦见类族之和，《大有》卦见天时之和，《谦》卦见谦和，《豫》卦见悦和，《随》卦见随和，《观》卦见敬和，《贲》卦见文和，《颐》卦见生养之和，《大过》卦见“老夫女妻”相和等。而《乾》《坤》这对开门双卦，更呈全局和谐之情：“坤厚载物”的《坤》卦，象征温和、柔和、顺和，“柔顺利贞”“乃顺承天”；“自强不息”的《乾》卦，被《文言传》根据经文“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描绘出一幅系统和谐全景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彖传》则提纲挈领，一锤定音：“保和太和，乃利贞。”利贞，即利于万物运动发展各行正道，从而达至“万国咸宁”（《乾·彖传》），世界和平（章关键，2013：75）。
“合”也有多义性，有“吻合”“接合”“结合”“会合”“聚合”“整合”“和睦”“合乎”“合生”“合一”等义。“合”观念在《周易》中有多处阐述。例如：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乾·彖传》）
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乾·文言传》）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乾·文言传》）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彖传》）
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噬嗑·彖传》）
允升大吉，上合志也。（《升·象传》）
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系辞下传》）
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序卦传》）
“合”与“和 ”有相近的含义，都能表示不同因素的聚合、共存与融合。但两者各有侧重：“和”强调其价值特性，追求和谐的结果及新事物的诞生；“合”偏重“合”的过程，“并置”“聚合”的意义较明显（吴志杰，2017：46-47）。
“和合”是宇宙人类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原理，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和合精神在文化领域的贯彻将有利于多元、健康、绿色的人类文化生态环境的形成。”（同上：49）“和合”发展理念对翻译学中国学派的要求是追求“太和”境界，这包括时和、位和与人和。时和即顺时，就是依时而行，顺时而动。翻译学中国学派应时代要求适时而生，无疑得“时和”之运，关键还在于不断跟上时代步伐，与时俱进。位和即当位，在其位而行其职，尽责守职，以成其位。翻译学中国学派制定了自己的章程，发展了核心成员，队伍逐渐扩大，各成员开始了相关研究，可谓“就位”了。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远未达到“成位”程度，前面的道路漫长艰难，需“上下求索”。人和即同人，“‘同人’，谓和同于人。”（孔颖达，2009：76）“同人，与人同也。”（朱熹，2011：11）在这方面，以下三点对翻译学中国学派尤为重要：
（一）慎重交友
同人须同心，同心的关键在德行。一个人德行富有，才能取得同人的信任，才可能成就伟大的事业。人在世上不能没有朋友，但是交朋友应有原则，翻译学中国学派必须恪守这样的交友原则：交志同道合者，共同进德修业。每位成员必须品行优良，诚实可信，甘愿奉献，淡泊名利，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只有德才兼备者才能加入翻译学中国学派，否则，定当被拒之门外。
（二）戮力同心
实现“同人”的愿望，绝非轻而易举，其过程是艰难曲折的。翻译学中国学派要看到“同人”的复杂性，努力统一认识，排除纷争，戮力同心，营造和同局面。“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系辞上传》）在一个群体中，大家同心同德所激发出的巨大能量，恰似利刀削铁断金，能克服前进路上的重重困难。更重要的是，大家同心同德，能营造出一种十分和美的群体氛围。这种氛围，犹如有“天下第一香”之称的兰花的香味，利于人们的生存发展，是任何一个群体中最值得珍视的东西。翻译学中国学派只有营造这种理想的和同氛围，才能顺利发展。
（三）追求大同
世间事物千殊万别，绝无全然相同的东西。事物总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异紧密联系。“君子处于世上，要同中求异，保持自己的个性和特色。”（金景芳、吕绍纲，2009：306）“同中求异”与《论语》“和而不同”的说法一致：志向要同，情状、做法、表现形式等可以不同。翻译学中国学派所追求的不是毫无差分的单一的同，而是异类相承的和同、差别中的大同。在追求大同过程中，学派中的每个人都有发展自身品质、个性与才华的充分自由，“各正性命”（《乾·文言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大家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展现不一样的精彩，一起为人类翻译事业作贡献。
六、结语
《周易》纲纪群伦，弥纶天地之道。它明言生命生成之义和演化之序，涵具阴阳交变的道理，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其“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传》）、“生生之谓易”（《系辞上传》）、“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传》）、“时行则行，时止则止”（《艮·彖传》）、“刚遇中正，天下大行”（《姤·彖传》）、“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乾·文言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乾·彖传》）等至理名言，令人读之愈勤，愈感其日新；思索玩味愈久，愈觉其意蕴宏深；研究应用愈多，愈见其智慧无穷。所以，探讨翻译学中国学派之发展理念时，不妨发掘并创造性地运用《周易》的智慧。本文所讨论的“生生”“变通”“中正”“思辨”“和合”五大发展理念都源自《周易》，映现《周易》的哲学思想和智慧光芒。
“生生”“变通”“中正”“思辨”“和同”五大发展理念均一体两面，分别蕴含“创生、相生”“应变、求通”“执中、守正”“创思、明辨”“贵和、尚合”之义。五者犹如《周易》之“五易”（不易、简易、变易、交易、和易），亦如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相成，衍生万象。万象归一，一即道。“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系辞下传》）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都可归结于一以贯之的“道”。翻译研究中，一即译道，翻译学中国学派的终极旨归即探究译道，指导翻译实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贡献。笔者深信，以“生生”“变通”“中正”“思辨”“和合”为发展理念并固执之，翻译学中国学派定会创“大有”之业，遂“同人”之志⑤！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大易翻译美学构建研究”（项目编号：GD19CYY1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周易》由《易经》和《易传》组成。《易经》包括上经三十卦和下经三十四卦，共六十四卦。《易传》包括《彖上传》《彖下传》《象上传》《象下传》《系辞上传》《系辞下传》《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七种十篇，统称“十翼”。本文所引《周易》原文出自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引用时一般只注明所属经、传，其他信息从略。
② 语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转引自陈东成《大易翻译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81页。
③ 语出康有为《变则通通则久》，转引自程静宇《中国传统中和思想》，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23页。
④ 语出《尚书·大禹谟》，见陈戍国点校《四书五经》，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第220页。
⑤ “同人”“大有”分别源自《周易》第十三卦《同人》和第十四卦《大有》，参见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10-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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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ual Underpinning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CHEN Dongcheng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China)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philosophical wisdom of the Zhou Yi (Book of Changes), this paper proposes and expounds five conceptual pairs as what should underli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CSTS). These are creation and co-existence, change and exchange, impartiality and integrity, creative thinking and clear discernment, as well as harmony and integration. Guided by these mutually complementing concepts of development, the CSTS would strive to construct translation theories aimed at the One or the Dao (way) of translation, and would commit itself to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Zhou Yi; Chinese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concept of development; conceptual underpinning
作者简介 陈东成，澳门新甫京娱乐娱城平台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大易翻译学。
作者电子信箱 kellencdc@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