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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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童晓薇（1970—），女，澳门新甫京娱乐娱城平台东亚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女性文学、日本近现代文学。
不快乐的主妇们
——角田光代小说的女性主义叙事——
童晓薇
（学院 澳门新甫京娱乐娱城平台东亚研究中心，广东 深圳 518060）
关键词：角田光代；主妇；女性主义叙事；
摘 要：角田光代的主妇小说通过具有类型化特征的人物塑造，在消失的娘家、规训的婆家、不可靠的同性友情的叙事建构中，展现了在“男主外、女主内”思想依然深入人心的日本社会中的“不快乐主妇”形象。小说把“母乳神话”、“父职缺失”、“孩子中心主义”、“母女关系”等等女性主义普遍关注的问题交织于文本中，把主妇们从怀孕、生育到子女教育的“母职”承担过程中遭遇的心理危机一层层剥开来，审视她们痛苦焦虑甚至走向犯罪的深层次原因，探讨了自我意识建立对女性的重要性，以及女性与世界的相处关系。用文学的形式对女性社会学做了有力的呼应。
Unhappy Housewives
——Feminist narration in kakuta's Novels——
Tong Xiaowei
(East Asia Research Cente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characterization with typ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Kakuta's housewife novels describe the images of "unhappy housewives" in the Japanese society where the idea of "men outside and women inside" is still deeply rooted, in 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made of the invisible natal family, the demanding family by marriage and the capricious girls’ friendship. Her novels interweave the "myth of breast milk", "lack of paternity", "child centrism",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and other issues of common concern to feminism in the text. They reveal the psychological crisis encountered by housewives in the "Motherhood" process from pregnancy, childbirth to children's education. They examine the origin of women’s pain, anxiety and even crime, discuss the importance of establishing self-consciousness to them, and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and this world. Kakuta strongly echoes female sociology in the form of literature.
Keywords: Mitsuyo Kakuta; Housewives; Feminist narration.
一、角田光代的主妇小说
角田光代是当今日本文学界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1989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这个学部培养了五木宽之、阿刀田高、小川洋子、北村熏、是枝裕和等诸多文艺名人。其中1975年毕业的村上春树可谓是角田光代的文学引路人，他在小说创作上取得的成功激励并坚定了光代从事写作的决心。1990年角田光代凭借小说《幸福的游戏》获得当时由福武书店主办的“海燕新人文学奖”，从此正式登上文坛。
角田光代
迄今角田光代已出版上百部作品，且获奖颇丰。获得的主要大奖有1996年“野间文艺新人奖”，1997年“坪田让治文学奖”，2000年“路傍之石文学奖”，2003年“妇人公论文艺奖”，2005年“直木奖”，2006年“川端康成文学奖”，2007年“中央公论文艺奖”，2011年“伊藤整文学奖”，2012年“泉镜花文学奖”，2014年“河合隼雄物语奖”，并三次入围芥川奖。小说《第八日的蝉》（2011）、《纸月》（2014）、《爱是什么》（2019）、《坡道上的家》（2019）等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均创下了很高的收视率。
作为一名女作家，角田光代自觉将关注视角更多地投向了女性，以女性视角展现当代日本女性在家庭与自我、封闭与释放、执着与放弃间的苦闷和挣扎，尝试探讨家庭、工作、母性、友情、爱情等对于女性的意义。2019年她在接受中国【澎湃新闻】的采访时说到：“首先我是女性，对女性话题有一种天然亲近。其次在日本，相对于男性，女性会被要求做出很多选择。比如女孩成长过程中需要选择是否学习，毕业时需要选择是否结婚，结婚的话要面对是成为家庭主妇还是继续工作的纠结，总之这个社会对女性有很多要求，但是男性不会面对这些问题。这样的差异性区别，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话题。”[1]
角田光代创作了多部以年轻主妇为主人公的小说，《纸月》、《沉睡在森林里的鱼》、《坡道上的家》、《对岸的她》等都是其中的优秀作品。这些小说多聚焦主妇的日常生活，在平淡中表现女性的真实，在琐碎中解构话语的权力秩序。她把“母乳神话”、“三岁神话”、“父职缺失”、“核心家庭”、“孩子中心主义”、“母女关系”等等女性社会学普遍关注的问题，不动声色地交织于文本中，立足现实的同时充分发挥文学语言的想象力，把主妇们从怀孕、生育到子女教育的“母职”承担过程中遭遇的心理危机一层层剥开来，审视她们痛苦焦虑甚至走向犯罪的深层次原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指向家庭——社会机制中存在的性别差异的同时，她让读者看到了那些因传统观念的精神内置而失去自我的女性的痛苦，揭示了自我意识对女性的重要性，以及女性与世界的关系。
文学是用语言艺术表现的人学，“展示着人类心灵与情感世界最隐秘之处的悸动、嬗变”[2](p36)。角田光代通过有类型化特征倾向的人物塑造，加强小说叙事张力和戏剧冲突，让那些隐藏在深处的情感悸动浮出水面形成女性声音的共振。她笔下的主妇们大都没有幸福的原生家庭，从小没有明确的人生规划，没有个人事业追求，更谈不上有清晰的女性意识或女性诉求。一般都是高中或短大毕业后找份工作，但因为对自己没有期待便很难在工作中找到价值感，反倒容易因职场的人际关系而苦恼。结婚，成为她们把自己从毫无价值感的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唯一办法。无论是《预产期是吉米.佩吉》（以下简称《预产期》）中的准妈妈，还是《对岸的她》中的小夜子，《纸月》中的梨花，或是《沉睡于森林里的鱼》（以下简称《鱼》）和《坡道上的家》中的年轻主妇们，都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结婚后迅速辞掉工作，从职场回归家庭，把家作为安身立命的场所，生儿育女，成为日本社会中千万主妇中的一员。
（左）《坡道上的家》；（右）《对岸的她》
二、日本社会的主妇意识
主妇作为女性的一种社会角色在日本已延续百年。明治时期日本政府通过相关民法的制定（明治31年）和高等女学校令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在形式上确定了夫妻——子女的近代核心家庭模式，更在教育层面上通过“男主外，女主内”、“良妻贤母”的性别角色分工构建了其内核，借鉴西方的“家庭观”大力宣扬幸福家庭的标准。明治25年创办的《家庭杂志》是当时宣扬家庭意识的旗手，第26期有文称：“和平的家庭即欢乐的家庭。在这个家庭，丈夫外出不忘家，妻子祈祷丈夫的安全，孩子和兄弟也仰慕父亲和兄长。”[3]（P102）正是在明治二十年代，“主人”和“主妇”作为一对相辅相成的词语出现了。
日本家庭 图源百度
“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曾辅助成就了日本二战后经济的迅速复苏。“主妇”也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于更加广泛的范围成为女性的社会角色扎下根来。二战结束后，日本产业结构从第一产业向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第二产业转换，男人们从各地战场回国成为用人市场雇佣的主流。他们为工厂、公司、商社等集团奉献自己的时间、能力、精力和忠诚，将工作当作人生唯一价值，由此获得相应的稳定的报酬，并在年功序列、终身雇佣制等制度保障下拥有明朗的“立身出世”通道。女人们则在家打理家务，照顾和教育子女，为工作了一天的筋疲力尽的丈夫准备可口的饭菜、烧好温度适宜的洗澡水。夫妻分工明确，共同保障整个家庭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
以夫妻与孩子为结构的单线家庭的形成，把主妇们从过去的大家庭中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在战后各地兴建的住宅“团地”中，主妇们愉快地为在职场打拼的丈夫建设和平安定的后方，同时享受着快速发展的产业带给她们的种种生活福利：私家车、家用电器……。1961年，为对“贤内助”的功劳进行回报，日本修正“所得税法”，增加了“配偶者控除”一条，即如果妻子年收入在103万日元以下，则可免税，且丈夫的收入可享受38万日元的额外免税。不仅如此，家庭主妇不必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用，依旧可以在丈夫名义下享受医疗保险、领取厚生年金。丈夫工作的企业则以主妇津贴和住房津贴等名义通过丈夫对主妇实施一定的经济补偿。国家和企业在政策和制度上为主妇的保驾护航，使主妇一度成为日本女性人人向往的“职业”。
但昭和“幸福主妇”没有延续到平成时代（1989-2019）。经济泡沫破灭，经济放缓甚至停滞，工薪阶层的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男主外，女主内”所构成的昭和时期“一亿总中流”社会，进入平成时期后出现了崩溃现象。依靠丈夫一人的收入过上富裕生活对平成时期的年轻夫妻来说成了奢望。同时随着日本女性自我意识的增强，日本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推行，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出入职场。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1980年，专业主妇家庭有1114万户，双职工家庭只有614万户。2020年这两项数据发生对调，双职工家庭达到1240万户，专业主妇家庭则下降到571万户。[4]在日本内阁府主导的关于“男女共同参画社会世论调查”中，1979年到2020年的40年间，对“丈夫在外工作，妻子守住家庭”这一设问表示赞成的人数比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其中1979年回答赞成的女性人数比例为70.1%，1990年为51.6%。进入21世纪后的2002年下降到43.3%，2019年则降到31.1%。[5]但这是否意味着日本社会的主妇意识发生了彻底改变，或者说曾经占据社会主流的家庭模式就此消退，却不好妄下断言。日本内阁省2020年版的《男女共同参画白皮书》中基于各项数据分析发现，双职工家庭这几十年大幅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妻子的非常规就业即打零工增加，而这与经济大环境有紧密关系。另外，虽然反对“男主外、女主内”家庭模式的人超过被调查人数的60%，但实际上几乎所有被调查夫妻中仍然是妻子在发挥“守护家庭”的作用。无论是所谓的职业女性还是家庭主妇，她们花费在家务、育儿和照顾老人上的时间在历年的调查中都没有什么太大变化。[6]
泡沫经济时期的日本
索尼生命保险株式会社每年以全国1000名20-69岁女性为对象开展关于女性活跃意识的调查。2017年的调查中，572名职业妇女中的39%表示对当前生活状态满意，而294名专业主妇中超过半数（54.1%）对当前生活感到满意。对“是否想成为专业主妇”的设问，39.2%的职业妇女回答“想”。[7] 2019年的调查中，36.7%的职业妇女想成为家庭主妇，55.8%的家庭主妇对目前生活感到满意。[8]在2020年的调查中，想成为家庭主妇的职业妇女比例为29.8%，较前几年虽有所下降，但其中20-30岁的人数比例达到41.7%。[9]在2005-2016年的十年间，表示赞成的女性中，20-30岁年龄层增加了约12个点。[10]也就是说，有意成为家庭主妇的女性人数下降的同时呈现出年轻化的倾向。2017年在对经合组织36个国家的15岁女孩进行的调查中，对“将来愿意做专业主妇吗”的设问，日本回答“愿意”的人数比例最高，排名第一。[11]而涉世未深的年轻女孩的人生选择除了个人意向，更多地受到社会、家庭、文化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角田光代在采访中说：“在我刚出生的时候，不管是日本家庭、个体还是社会风气，都觉得‘男主外、女主内’，‘女性顾家就好’。许多女孩子是这样被教育长大的，没人觉得这是一个奇怪的事。”[1] 日本学者深谷昌志曾论述日本社会中良妻贤母的意识形态是多种要素的复合，西方女性的生存方式移植到日本，与男性为主，女性从属的儒家思维方式密切贴合，在这之上又混合了日本民众土壤中根深蒂固的对性别分工的传统想法，即“男人与女人生活的世界有别”。[12]（P126）这也是在女性自我意识不断增强的当今日本，“男主外、女主内”框架下的主妇意识依然深入人心的根本原因。
三、“不快乐的主妇们”的叙事建构
早在1982年，斋藤茂南在纪实文学作品《妻子们的思秋期》中记录了六位家庭主妇陷入酒精依赖症的过程，把全身心奉献给家庭却独自忍受寂寞、孤独、茫然、无力等各种负面情绪、内心悲苦的主妇们的生活展现在了读者面前，曾引起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斋藤发现这些主妇们内心充满纠结，“在思秋期浮出水面之前，作为工作狂人的企业战士和满足于照顾丈夫的妻子这样的组合支撑了日本社会的发展。但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这一模式开始崩溃，女性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元气满满地想要活出自己，但在我看来，即使是这些散发着正能量的女性，她们内心也没有实现真正的独立”，因为“进一步窥探她们的内心会发现，这些女性还是想通过相夫教子依附于对方，始终没有摆脱想要‘活得像个女人’的脚镣”。[13](p224)对此， 角田光代用小说的形式对《妻子们的思秋期》进行了延续和深化。
《妻子的思秋期》
与《妻子的思秋期》中丈夫或是公司高管或拿着高薪的主妇们不同，角田光代笔下的主妇们非常普通，她们的丈夫大都是公司普通职员，拿着普通薪水。为了贴补家用，《对岸的她》中的小夜子选择出去打工。《鱼》中，繁田茧子为了能在东京买套公寓房，节衣缩食。久野容子和小林瞳都住在租金较为低廉的商住两用公寓，为省钱在生活中精打细算。阿瞳为了孩子的前途拼命把孩子送进私立学校，又因昂贵的学费焦虑万分。《坡道上的家》中，里沙子住在租来的公寓里，憧憬着有一天能搬进独栋房子。“欧洲高级家具”、“低调印着名牌标志的洋装和皮包”、“妈妈们为实现自我去上的课程”、“一个月前就预约客满的餐厅”、“专走畅货店血拼的夏威夷旅游”[14]（P107）离她们相当遥远。昭和时期首先在物质条件上实现了飞跃的“幸福主妇”生活，对她们而言是故事，并非现实。经济条件的不宽裕是她们心中的一根刺，随着“母职”压力的变化，不时扎向深处让她们感到疼痛，却又无力拔除。《纸月》中的梨花想摆脱丈夫的经济控制，婚后重返职场去银行打工，贪污巨款成为通缉犯逃亡泰国，用极端的方式拔除了她内心的那根刺，获得了暂时的自由。但更多的主妇不可能成为梨花，她们只能困囿于经济与精神双向逼仄的空间中，眼看着自己承受的压力不断被挤压、揉搓并发酵。从怀孕到婴儿抚育、孩子教育，从新手妈妈到二胎妈妈，每个节点上她们都焦躁不安，在自我怀疑和自我救赎中挣扎，表现出明显的“育儿烦躁郁闷症”状，甚至在从主妇到罪犯的道路上不断进阶。《坡道上的家》中水穗溺死了自己的女儿，《鱼》中的每个妈妈都是杀害孩子的潜在凶手，她们无疑成为了不快乐的平成时代主妇。
1. 消失的娘家与消失的自我
角田的主妇小说中，往往不见主妇娘家的踪影。无论是《坡道上的家》中的水穗和里沙子，还是《鱼》中的主妇们，她们几乎不和丈夫谈论自己的娘家，遇到生活难题也不向娘家寻求帮助，可以说娘家消失在了她们的日常生活中。娘家相关的信息虽然很有限，但有一点相当清晰，即她们和娘家关系都不好。水穗的丈夫寿士从没见过岳父，因为他根本没露过面。寿士只见过岳母一面，觉得她并不像自己妻子说的那么严厉和苛刻，因此他无法理解妻子为什么会和娘家关系如此恶劣。作为传统家庭的标准模型，那里往往有一位缺席或冷漠、过于严厉甚至暴力的父亲，和与父亲相依存的、被父权结构固定在家庭中的母亲。对女儿来说，这个母亲要么是作为“父权制度代行者的强势母亲”，要么是作为“父权制度牺牲者的软弱母亲”，[15]（P14）前者让她们依赖又恐惧，后者让她们同情又嫌恶。不管是哪种，年轻主妇们从少女时代就期盼着早日从母亲身边逃离，脱离娘家。女儿和母亲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是父权制核心家庭中的衍生，也是角田光代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角田光代曾在和精神科医生齐藤环的对谈中，重点谈到了她对母女关系的看法，提到母亲对女儿的“支配”。她认为相比母子关系，母女关系要复杂微妙得多。很多年轻女孩都是在母亲的价值观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因此往往没有自己的价值观，而没有自己的价值观的生活，她认为是没有意义的。她本人二十岁离家独立生活，就是为了摆脱母亲对自己的支配和控制。[16]
波伏瓦在《第二性》中对父权制社会中的母女关系做过详细的解析。她认为,相比于儿子,母亲对女儿的要求更多些。因为多数女性对她们的生存状况既依赖又憎恶，导致母亲对女儿的态度复杂矛盾。有时，她把完全属于她自己的命运强加在女儿身上。……她心怀双重的嫉妒：对世界的嫉妒，因为它夺走了她的女儿，以及对女儿的嫉妒，因为她在征服世界的一部分时，也夺走了她那一份儿。[17]（P474）角田光代在小说中向波伏娃的观察表达了致敬。《坡道上的家》中，里沙子回忆她的母亲，她时而慈爱时而奇怪：“成绩进步，母亲会开心地夸奖。入选绘画、作文比赛，母亲比谁都开心。但另一方面，母亲也很讨厌女儿变得比自己更聪明、更有见识、奔向更广阔的世界”。[18]（P337）即便里沙子考上了大学，母亲依然用一些刻薄的语言刺激她，“母亲说这些话，无非是为了藐视她的亲生女儿，只要女儿还会因为这些话而受伤，她就能确信女儿依旧是那个比自己渺小的存在”。[18]（P338）在这一点上，母亲与儿子、母亲与女儿可能呈现出相反的心理构造。儿子从母亲那里获取的是欣赏和安全，女儿却从自己的母亲那里感受到恐惧和不安，于是她们需要逃离。
在2006年获川端康成文学奖的短篇小说《摇滚妈妈》中，角田光代写了一个生长于小岛上的女孩儿阿清。阿清的家里有个权威、独裁、粗鄙的父亲和安静、隐忍、卑微的母亲。她从读书时就盼望离开小岛，尤其是青春期时，每天戴上耳机，放着最大音量的摇滚乐，骑车到码头眺望海的那一边。十八岁时，阿清终于成功了，她欢天喜地地来到了东京。但到了大城市的阿清却并没有明确的人生规划，她稀里糊涂的生活，稀里糊涂地和男孩同居，稀里糊涂地被男孩抛弃，稀里糊涂地怀孕，在生下来与不生下来间犹犹豫豫，最后挺着大肚子回到了她曾竭力逃离的小岛上。
阿清在青春叛逆期近乎本能的逃离欲望驱使下，逃离了母亲，逃离了娘家。但在那样一个家庭里，她从未被培养起真正逃离的能力和素质。换言之，她并不知道在物理空间上逃离后的“自我”在精神世界上该如何建立，也就是作家本人说的自我价值观。对本文讨论的年轻主妇们来说，阿清是隐喻似的存在。因为精神人格的不完善，她们缺乏建立自我的意识，没有规划人生的能力，虽一度选择了逃离，却无力高飞，成为家庭主妇似乎是她们唯一的人生道路。但由于与娘家之间、尤其是与自己母亲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她们普遍对自己是否能成为一个好妻子、好母亲缺乏信心，在主妇道路上比那些成长于和谐家庭中的女性艰难得多。就好像水穗丈夫寿士没说出口的抱怨：“和父母处不好的人，怎么可能为人母亲”。[18]（P77）尽管这是来自一个习惯用单一标准看待女性的男性的抱怨，但很明显，年轻主妇们把这种抱怨的逻辑内置在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在不断怀疑、厌恶、否定自己的心理状态中逼迫自己成为一个外界认可的好主妇、好妈妈。在共识的社会规范要求的强令逼迫或温柔劝诫下，她们最终还是会成为与自己母亲一样的人。
《预产期》中，真希的父亲是个酒鬼，没有承担过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在她未成人时就死了。她觉得自己是个没有母性的人，对成为母亲没有信心。怀孕的她向丈夫吐露心声：“怀孕，我没有感到一点开心。”[19]（P24）丈夫先是惊愕，继而失声哭泣表示决不允许她打掉孩子。她只好开始积极备孕。她害怕原生家庭的噩梦会伴随自己的生育再次落到自己的身上，但这种痛苦和不安未得到丈夫的理解，于是她在怀孕第八个月时连续十天晚上把自己关在厕所里，天亮后等丈夫上班去了再出来，用自我隔绝的方式来表示自己微弱的说不清楚的“反抗”。她转而希望孩子的预产期能和某位名人同一天，比如英国的吉他手吉米.佩吉，或者作家村上春树，结果孩子偏偏在她父亲生日那天来到人世。真希和阿清相互重叠，在和娘家的对抗中，她们最终回到了娘家模式运行的惯性轨道上，并将继续运行下去。《坡道上的家》中，里沙子也没有因为怀孕感到开心，她同样怀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母性去生儿育女。但她不敢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丈夫，因为害怕由此牵扯出娘家带给她的痛苦和自卑，只能听凭丈夫和婆婆把自己当做产前抑郁症患者来看待，在纠结中生下了女儿。形式上，娘家消失了，实质上年轻主妇们在继续着娘家的生活样态，并将延续到下一代。
2. 丈夫与婆家结成的规训同盟
角田光代的小说多聚焦于年轻的主妇们，对丈夫们的日常生活、工作状态、心理活动基本不介入，读者只能通过夫妻间的对话或妻子的一些心理活动来了解他们，在叙事形式上有意建构了妻子与丈夫的“界限分明”。如果说妻子是家庭的主角，丈夫在这个场域则是半隐身甚至是完全隐身的。与上一辈相比，年轻的丈夫们显然更加重视家庭，工作结束后尽量早回家，在家也尽可能帮助妻子做点家务。但这些家务仅限于妻子忙不过来时，代为看管幼儿或为孩子洗澡等。孩子的抚养和教育，他们基本上交给妻子，不主动参与。同时，他们甚少主动向妻子谈论自己的工作和职场生活，也很少主动过问妻子的日常。当妻子唠叨她们的见闻或想法时，他们虽不排斥，但也只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的敷衍，更没有尝试建立超越职场和家庭的属于两个人之间的心灵对话。也就是说，他们在有意识无意识地严格区分着职场与家庭的“外”与“内”的界限而不轻易“越界”，忠实且自然地扮演着自己的社会性别角色，同时“把妻子的自我封闭在性别分工里，当做自己自我的延长来认识”[20]（p16），对妻子作为主妇的专业水平的关心远大于对妻子作为个人的关心。阿瞳害怕和丈夫说孩子受伤的事，因为丈夫会责备她：“你跟在她身边，怎么也会发生这种事！”。[14]（P224）里沙子喜欢喝点冰啤酒，却不敢当着丈夫的面喝，因为丈夫认为作为主妇、作为妈妈，应该要远离酒精。她两手拎着东西，一时情急，把哭闹不停的女儿一人落在后面，自己躲在暗处观察，偶然目睹的丈夫连续几日黑脸，指责她不负责任，却对她的解释充耳不闻。容子向丈夫真一倾吐自己交友不顺的烦恼时，真一会对她说：“我不想再听你说话”。[14]（P130）
丈夫对家庭事务的疏离，对自己作为个人的无视，使主妇们在遇到生活难题时缺少了一个求助对象，缺少了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且让她们觉得自己的烦恼相对于丈夫在职场的烦恼过于琐碎、渺小、不值一提，加重了她们的孤独感、无力感和自我厌恶。《鱼》中，容子絮絮叨叨向丈夫倾诉自己的心事，丈夫边吃饭边听，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应着，饭吃完随即起身离开，从家庭的日常中抽身而去，“只剩下容子一人坐在一桌子残羹剩饭前。说过头了，她想。说了太多真一觉得不愉快的话”。[14]（P190）
娘家消失了，丈夫不可依靠，主妇们遇到生活难题时，只能通过丈夫寻求婆家的帮助。《坡道上的家》中，水穗和里沙子都无奈地同意了丈夫的提议：找婆家帮忙。婆家的登场，自然导入主妇——丈夫——婆婆的多线关系。如果说娘家呈现的是母亲与女儿微妙关系的纠葛，是家庭的反面，婆家则呈现出母亲与儿子的其乐融融，是家庭的正面。日本传统家庭中，作为主妇的母亲拥有巨大能量，她是家庭的运行者、维护者，保护家庭的男性，尤其是儿子。她对丈夫的情感可能难以一言蔽之，但对儿子则寄予了全部情感和希望，是他们的避风港、“温柔乡”和永远的“乡愁”，是他们审视、要求妻子的模本。事实上，母子间的羁绊一直是日本文学的重要母题之一。《坡道上的家》中，水穗和里沙子的丈夫都有一个与他们温情脉脉且十分能干的母亲，她们是好妻子、好妈妈，是模范“主妇”。正是通过自己丈夫与婆婆的关系，主妇们往往被迫再次发现自己“母性”的不足或作为主妇能力的欠缺，从而更加自卑、烦躁和焦虑。里沙子每次看到丈夫和父母的相处方式心绪都很复杂，羡慕中交织着自我矮化和自我厌恶。
作家无意把婆婆写成“恶婆婆”、把儿子写成“妈宝男”，他们不过是遵循着现行家庭模式下的生存理念和行为规范的普通人。正因为此，对主妇们来说，婆婆与丈夫作为社会标准规范的代言人形成向自己施压的共谋，才更加让人喘不过气来。小说中无论是温柔的还是略显强势的婆婆，都有意无意地通过儿子向年轻的妻子发挥着规训的作用，她们代表着社会见缝插针地用语言和行为在向儿媳妇宣告一个合格主妇、完美母亲的标准规范，用标准规范压抑、抹杀她们原本就微弱的自我。
怀孕的真希研究孕妇食谱，上孕期辅导班，学习做一个“标准”的孕妇。她不断被告知“孕妇科学”，例如孕妇如果生气、烦躁、不安，胎儿都能感觉到，氧气不足，对胎儿发育不好。她为此情绪更加不稳定，时不时就哭泣落泪。“我知道，我都知道……但是我又不是机器，不是从怀上孩子那一瞬间开始就具备万能维护的产子机器。”[19]（p150） “科学”、“常识”规定了女性成为孕妇应该养成的行为和思维，并在孕妇的“天然母性”前提下，规定孕妇应该养成的行为、态度和思维方式，放弃凡是“不利于”胎儿的所有个人的喜怒哀乐，成为一个标准规范的准妈妈。她们生下孩子，为母乳不够而心烦时，婆婆们告诉她们母乳很重要，可以促进孩子脑部发育，“女人有胸就是为了让宝宝能吸吮母乳，母亲的身体构造就是有这样的功用”[18]（P138）。当她们困惑于婴儿不明缘由的哭闹时，婆婆们一笑置之，因为哪个当妈的不是这样？当她们因丈夫的帮助太少而郁闷时，婆婆们说：“既然妻子是家庭主妇，为何丈夫还要设法兼顾工作和孩子”。[18]（P125）当孩子发高烧或从椅子上摔下来时，婆婆们责备说：“都是你没好好照顾”。[14]（P31）“母性”是女人的天性，是女性的本能，在婆婆眼里是女人跨越各种困难的利器。里沙子一度很想反问，“（你们）从不觉得婴儿的哭声很烦吗？”，“难道您不曾熟睡到完全没听见女儿的哭声吗”？但她从未问出口。她发现：“一个人独自努力的时候，却因为一件事没做好被责备。这时候，出现一个和自己的观点完全不同的女人，同时她是老公最强有力的靠山。她批评自己不太抱小孩、不陪小孩玩；说什么‘大家都很辛苦，我认识的好几个人都比你辛苦’；那就算对方的语气再怎么温柔，态度再怎么克制——难道不会抓狂吗？”[18]（P165）
《坡道上的家》中，里沙子和水穗互为镜像。水穗生下女儿后情绪一直不稳定。遥不可及的职场，哭闹不停的小婴儿，失去的睡眠，无处安放的自我，让她烦躁不已。丈夫和婆婆都尝试帮助她，但在几次打交道后，水穗拒绝了婆婆甚至是支援辅导中心的帮助，任凭焦虑情绪向内的不断累积，最终把婴儿抛在装满水的浴缸里溺死了她。作为陪审员，里沙子参与了水穗案件审理的全过程。她一开始在媒体引导下以为水穗是个“恶女”。在法庭上看到水穗后，发现她不过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人。随着庭审的深入，她和水穗的日常生活在脑子里不断闪回，她痛苦地认识到自己和水穗其实是一样的人，过着一样的生活，有着相似的处境，水穗的现在很可能是自己的将来。
3. 自我缺席的友情可能是压垮她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娘家消失了，丈夫不可靠，且和婆家结成同盟发送规训信号，年轻主妇们始终在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中挣扎，于是她们尝试从外界寻求支持，即同性间的友情。
2007—2008年，角田光代发表了小说《沉睡在森林里的鱼》。这部长篇小说以时间为轴，讲述了1996年夏天至2000年冬天的三年半时光里，五个年轻的主妇繁田茧子、江田佳织、高原千花、小林瞳和久野容子从彼此欣赏信任的朋友到不再来往的陌路人的种种纠葛。小说以1999年发生在东京的真实杀人事件——“春奈事件”为蓝本。当年11月22日，东京文京区的一个年轻主妇绑架并杀害了2岁幼童春奈。凶手与春奈的妈妈因孩子相识相交已久，是日本社会中典型的“妈妈友”。被逮捕后，凶手供述自己的杀人动机是因为面临小学升学，自己的长子与春奈的哥哥存在竞争关系，长期焦虑之下，一时起意杀死了春奈。媒体在报道过程中放大了“升学”元素，称这个事件为“应试杀人事件”，曾引起日本社会的广泛讨论。随后，不少研究者撰文著书尝试从当事人的精神层面进行解读。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心理学家矢幡洋的《窒息的母亲们——春奈事件的心理文档》（2000年）一书。作者通过访谈回溯了凶手的原生家庭、少女时代、青春岁月、工作经历、婚姻状况，发现她非常内向、不善交际、缺乏自信，并且在工作中遭遇过心灵刺激，于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围绕现代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对施害者的犯罪动机和犯罪心理进行了剖析。
角田光代的小说超越了《心理文档》的对象个体化，通过主妇群像的塑造，在真实中虚构故事，又在故事虚构中指向主妇问题的真实性和普遍化。五个年轻主妇因孩子的关系在儿童馆、幼儿园等地两两相识，继而形成了一个“妈妈友”群体。日本社会中“妈妈友”以年轻妈妈为多，公园、幼儿园、托儿所是她们相识的主要场所，起初一般是孩子一起玩耍，妈妈们作陪，慢慢地妈妈们开始单独聚会聊天，交流育儿心得，分享趣事，互通信息，倾吐烦恼，有时候相互帮忙看管小孩，具有都市中的“情感共同体”性质。
高原千花知道“妈妈友”想进一步交往，总是会遇到难以突破的高墙，那座高墙可能就是“不同的价值观”。[14]（P46）但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她并不清楚。她嫉恨自己的妹妹，因为妹妹是个勇敢的人，按照自己的愿望在生活。而她自己时常有类似“失败的焦躁感”，平凡地结婚、生子，小时候的梦想“一个也没有达成”，“就这样成为随处可见的全职主妇，过着平淡的日子”。[14]（P46）她想和久野容子、小林瞳成为朋友，因为她觉得“她们都勇于正面迎向这种平凡的生活，跟她们说话，会感觉自己永远是对的，这样走下去就是对的”。[14]（P46）但容子和阿瞳真的如她想的那般享受着这种平凡的生活吗？容子从学生时代起就把“别人是别人，我是我”作为生活准则，却常自惭形秽，总喜欢去打探偷看别人的家。阿瞳听到好友好惠要去旅行心情郁闷，得知好惠放弃旅行又如释重负，她从学生时代就患有的厌食症和暴食症好像随时都会再次发作。千花和茧子都羡慕佳织有格调有品位的家庭生活，佳织却对自己放弃职业“屈就于生活”成为家庭主妇痛恨不已。
波伏娃在讨论女性的友谊时说：“男人在设计自己的个人兴趣和想法，在作为个人进行交往，女人却被限制在她们共同的女性命运之内，被某种内在的同谋关系捆在一起。她们在她们中间首先想肯定的是她们共同的世界。”[17](P494)这个观点在《鱼》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五个年轻主妇性格迥异，成长环境不同，经济条件不一，没有相同的兴趣爱好，也缺乏必要的了解。角田光代巧妙地把原事件中的“应试”话题设置成故事主线，通过这条线把她们合理地穿在了一起，构建了一个以孩子为中心的同谋关系。她们关心的话题只有一个，即孩子的升学问题，她们的身份除了孩子的妈妈，别无其它。
除了茧子，她们的小孩年龄相当，都面临小学升学。在日本，生源好、名牌大学录取率高的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受欢迎，竞争也非常激烈。为了孩子能顺利考进私立学校，家长们从孩子的幼儿阶段就抓起，了解各校的考试信息，给孩子报培训班，补功课，学才艺，也由此“诞生”了严厉的“受験ママ”（应试妈妈）。千花和容子她们自觉与那些时尚妈妈或是只看重孩子成绩的应试妈妈不同，认为“同样身为母亲，也有不同的思维和教育观”[14]（P75）。容子“鄙视那些热衷考试或学才艺的母亲”，总把“重要的不是学历或履历，而是自然地成长，在关怀中成长”、“尊重孩子的意愿”等话挂在嘴边，并且相信“瞳和千花的想法跟自己一样”，不会强迫孩子去考私立学校。[14]（P91）而阿瞳和千花也相信彼此的想法一致，并把这个“教育观”作为她们区别于其他妈妈的标签。但实际上她们和那些应试妈妈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不过是不同的表现方式而已，在性别分工明确的家庭中，孩子的教育是母亲的责任，孩子的成功是母亲价值的最大体现，她们无一例外地都把孩子视作了自己的全部。
但由于长期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她们对自己关于孩子未来的决定没有自信，也没有勇气和丈夫开诚布公，害怕换来的不是冷漠就是否定。她们需要“盟友”来明示或暗示她们的选择和决定是正确的。因此她们的“相信”，与其说是相信对方，不如说是希望通过对方来确认自己。她们每个人都把自己这种一厢情愿的想象投射于对方，小心翼翼试探又充满期待，当个人期待获得回应，她们如饮甘泉；得不到回应则陷入信任危机。当她们中有人私下去了解应试相关信息或带孩子去了某个辅导班，其他人都极度的烦躁甚至是愤怒。阿瞳对容子在私立学校和国立学校之间的动摇感到生气，容子对阿瞳瞒着她带孩子去参加活动觉得不满，而千花背着她们去打听各种应试信息更是引起众怒。她们害怕别人的孩子成功，自己的孩子失败，当自己的孩子出现问题，便迁怒他人。江田佳织的孩子厌学，出现自闭倾向，她对千花、阿瞳等人涌起前所未有的感觉：“他们都倒大霉多好！考试失败，母子痛哭多好。考试上榜，在学校早早被人欺负而悔不当初多好。”[14](P270)那原本就不稳固的友情就这样在她们的相互猜忌和嫉恨中被消磨殆尽。
表面上看她们的矛盾是基于孩子的应试问题，实际上仍然缘于缺乏独立的自我。这正是角田光代对“春奈事件”的女性主义解读。阿瞳看到容子一改往常对私立学校的反感，不悦地想：我不是想知道你选了哪一所学校，我只想知道，你为什么改变想法了。[14]（P158） “你为什么改变想法了？”这个貌似单纯的问号背后是阿瞳对容子、也是对她自己的愤怒的惊叹号，即“你怎么能改变想法！”。阿瞳也好、容子和千花也好，她们都把群体中的他人作为自我观照的镜像，希望在他人行为的反射和比对下，认识自己，肯定自己。但每个人都只从镜像中看到了另一个焦虑的、不自信的、摇摆的女人和她们一地鸡毛的生活。朋友的想法变了，意味着她们依赖的镜像碎裂，她们的自我也随着镜像的碎裂而更加无法成型。因此，敏感的她们把这看作是朋友的背叛，原本就绷着的神经更加紧张，人性的恶不断蹦出来，仿佛是被困在森林里的鱼拼命挣扎，随时可能爆发疯狂一击成为杀人凶手，那本该美好的友情成为随时可以压垮她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了赶走自己时常冒出来的罪恶念头，江田佳织希望千花、阿瞳她们，“那些人，所有人，最好都到她看不见的地方去”。[14](P270) 自我缺席的交往难以获得个人之间相互尊重和平等、包容的友情，只有相互折磨的痛苦，因此角田光代为五个年轻妈妈建立了一个温情的“情感共同体”，又无奈地拆散并消解了它。
小说开篇和结尾采用了相同的叙事方法，在时间纵轴的起始两个点上各勾勒出一条横轴，建立了多个空间场景，通过同一时段五人在不同空间的活动画面的首尾呼应，表现出她们这三年半的生活仿佛一个封闭的环路，经历了这场三年半的交往，她们又回到了各自运行的轨道。无论是孩子应试成功或失败，她们的焦虑一分未少。孩子应试失败的久野容子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肚子里的二胎，也许二胎的诞生会改变什么，但她却想象不出什么特别的情景，大约是听到闹钟起床，准备早餐，把丈夫和孩子叫醒，送他们出门，然后按下洗衣机，打开窗子吸尘。同样失败了的高原千花在偌大的停车场找车，突然想在地上躺成“大”字形，使劲扭动四肢大哭。孩子成功考上私立学校的小林瞳的暴食症复发了，她不知道该如何应对高昂的学费，也不知道随着孩子的成长，自己结识新的妈妈友时又会出现什么状况，她为自己鼓劲：一定不会有问题，然而她觉得饥饿非常。曾是朋友歆羡对象的高雅主妇江田佳织觉得她的生活就像一只用木板随便钉在一起的简陋小船在波涛汹涌的怒海上航行。而年龄最小的繁田茧子目睹了几个姐姐的生活后，对主妇生活的憧憬破灭了，她想“或许我的世界结束了”。[14](P259)
十年后，角田光代借《坡道上的家》中里沙子的心理活动为理想的女性友情进行了注解：“当我们尽情畅谈时，我们谁也不是，不是母亲，不是妻子，也不是谁的女儿，没有任何包袱，也没有名牌奢侈品、工作、前男友，更没有其他年轻母亲来束缚我们。我们或许能第一次真正地做回自己，以天真的自信与满满的活力，面对彼此”。[18]（P347）
四、结语：有自己的意识，是打开幸福的钥匙
2020年4月30日至5月10日，日本BrainPad公司采用线上调查方式，进行了关于新冠肺炎期间“自肃”生活对消费者的影响调查。1753名被调查者中，68%对“自肃”生活感到压力。其中回答感到压力非常大或感到压力的家庭主妇（包括主夫）高达72%。[21]同年日本内阁省男女共同参画局的数据分析显示，2019年日本女性自杀人数是6091人，2020年为7026人，增加了935人。其中无职业女性在这两年均超过总人数的三分之二，而所谓的无职业女性以家庭主妇居多。[6]原本就繁重的育儿和家务劳动，似有似无的夫妻感情，无法排遣的郁闷情绪，捉襟见肘的经济困境，在新冠肺炎疫情下“自我约束、呆在家里”的自肃生活期间更加凸显，把主妇们逼近绝境。回顾角田光代小说中的主妇们，欣喜地发现她们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境，都没有自我了结，而是选择了努力自救，努力生活。想大哭的高原千花明白能救自己的不是别人，不是丈夫，不是孩子，而是自己。而一直把情人当做依靠的江田佳织还是把他的名字从手机通讯录上删掉，因为她知道那个男人不在她那只飘荡在汹涌大海中的小船上。里沙子开始思考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她愕然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也无路可逃。她意识到“那也是因为我自己选择了温顺地放弃，结果搞得自己毫无立足之地”。[18]（P345）自我意识的萌芽可能会让现实变得更加艰难，但艰难的生活也会让她们不断成长，只要一直往前走就好。也许无力改变现状，但先从自己内心的修复和改变开始吧，这是角田光代给女性们的祝福和希望，就如她在采访中所说：有自己的意识，是打开幸福的钥匙。[1]
[参考文献]
[1] 上海书展.专访/角田光代：有自己的意识,是打开幸福的钥匙.2019-08-18,https://m.sohu.com/a/334523458_260616.
[2] [中]魏天无.文学欣赏与文本解读[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 [日]上野千鹤子著，吴咏梅译.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 [日]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統計情報Q&A:専業主婦世帯、共働き世帯. 2022-02-02，https://www.jil.go.jp/kokunai/statistics/qa/a07.html.
[5] [日]日本内閣府.男女共同参画局：男女共同参画白書2019.2022-02-02，https://www.geder.go.jp/about_danjo/whitepaper/r03/zentai/html/zohyo/zohyo01-03-04.html.
[6][日]日本内閣府.男女共同参画局:男女共同参画白書2020．2022-02-02，https://www.geder.go.jp/about_danjo/whitepaper/r02/zentai/html/honpen/b1-s00-00.html.
[7] [日]ソニー生命:女性の活躍に関する意識調査2017.2017-4-18，https://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9/nr_170418.html.
[8] [日]ソニー生命:女性の活躍に関する意識調査2019.2019-4-24，
https://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019/nr_190424.html.
[9] [日]ソニー生命:女性の活躍に関する意識調査2020.2020-10-27，
https://www.sonylife.co.jp/company/news/2020/nr_201027.html.
[10][日]日本内閣府:平成28年度男女共同参画社会に関する世論調査結果の概要.2022-02-02，http://go.jp/h28/h28-danjo/2-2.html
[11][日] マネゼ:世界と日本のジェンダーフリーを考察.2017－02－07，https://manesetsu.jp/1849.
[12][日]金原左門.近代日本史の中の女性[M].東京：毎日新聞社，1980.
[13][日] 斋藤茂南著，高璐璐译.妻子们的思秋期[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
[14][日] 角田光代著，陈娴若译.沉睡在森林里的鱼[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
[15][日] 水田宗子.母と娘のフェミニズム[M].東京:田畑書店,1996.
[16][日] 斎藤環.母と娘はなぜこじれるのか[M].東京:NHK出版，2014.
[17][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18][日] 角田光代著，杨明绮译.坡道上的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
[19][日] 角田光代.予定日はジミーペイジ[M].東京:新潮文庫,2010.
[20][日] 水田宗子著，陈晖等译.女性的自我与表现[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21][日] BrainPad: NEWS RELEASE.2020-05-12.
https://www.brainpad.co.jp/news/2020/05/12/11385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