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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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小均，澳门新甫京娱乐娱城平台副院长, 教授, 博士，主要从事英语文学、比较文学、翻译研究。
李小均 教授
魔鬼的契约
在一次访谈中，斯坦纳说，“我从不认为自己主要是文学批评者，我宁愿认为是广义的文化批评者。我一向认为，文学批评与更大的文化问题和精神问题息息相关。”[1] 斯坦纳心目中“更大的文化问题和精神问题”，显然是大屠杀：“我的意识专注于野蛮在现代欧洲的突起，专注于犹太大屠杀，专注于在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统治之下中欧人文主义精神的毁灭”；大屠杀昭示出“理性人文主义的危机”，这危机改变了他的生活，因此他对大屠杀特别在意。[2]有论者指出，对大屠杀的反思，是犹太思想家们的“认知参照点”，折射出他们“道德的迷思”，是一种“永恒的道德警醒”；斯坦纳的作品与此一脉相承，是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对大屠杀问题进行阐释。[3]
一
在切入斯坦纳对大屠杀的阐释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他发表在《纽约客》上最著名的一篇长文《叛国的知识分子》。[4]
1979年11月15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下院发表演说，证实安东尼·布伦特是苏联间谍，顿时，全球舆论一片哗然。布伦特何许人也，竟能引起轩然大波？原来大有来头。他生于1907年，死于1983年，是英国著名的艺术史家，著作等身；是剑桥、牛津、伦敦大学的大教授；1950年当选英国学院院士；1952年起任女王陛下艺术藏品的鉴定官；1956年册封为爵士（1979年间谍身份暴露后爵位被褫夺）；1960年起任英国文物协会会长；1972年起任女王陛下艺术藏品顾问，是皇室身边的红人。
布伦特何时开始为苏联效劳，无从可考。1926年到1929年，他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求学时，就对共产主义产生了兴趣，并深表同情。1932年，他留在剑桥教法语，经常出入欧陆研究法国艺术。1933年他访问苏联。他可能是在1934年成为苏联间谍。有证据表明，从这时起，他开始积极活动，利用教师的影响，为克格勃物色人选，其中包括年轻的剑桥学子吉姆·菲尔比、盖伊·伯吉斯（根据布伦特的自述，是伯吉斯发展他为下线，这一消息无从证实）、唐纳德·麦克林恩。1939年二战爆发时，布伦特应征入伍。1940年，他加入英国军情五处，其职责与权力，外人无从得知。最初，他似乎负责监听设在伦敦的外国使馆和各流亡政府的通讯与活动。他将所截获的情报不断传给苏联。1944年到1945年间，苏联对新解放的东欧国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很可能都得益于布伦特的情报。撒切尔夫人在下院的演说中透露，“布伦特究竟传了什么情报，我们不清楚；但我们知道，他能接触到什么情报。”言下之意，后者的范围很敏感。表面上，随着二战结束，布伦特在军情五处的生涯也就终止。但事实上，只要有需要，他还是不断应召。1950年，美国大使馆给英国的绝密情报被泄露。英国外交部下令调查。布伦特即受命参与其中。很可能，在参与调查的过程中，布伦特直接接触到伯吉斯与麦克林恩的案件。英国情报部门要抓捕麦克林恩，这是极少数人才知道的机密。但在事发72小时前，麦克林恩漏网。可以肯定，布伦特插手其中，只不过不清楚他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已知的是，布伦特在1951年5月25日星期五早上打电话给伯吉斯，告诉他英国情报部门过完周末，下周一要对麦克林恩收网。当晚，伯吉斯和麦克林恩就坐船离开南安普顿，潜逃苏联。为了怕牵连自己和菲尔比，布伦特搜查了伯吉斯在伦敦的住所，销毁了相关证据。事后，菲尔比没有受到多大怀疑。根据撒切尔夫人证言，布伦特承认在1951年到1956年间帮助菲尔比与苏联搭过“一次”线。后来在1963年，菲尔比也安然叛逃莫斯科。
安东尼·布伦特
“伯吉斯-麦克林恩”这个乌龙事件，引起美国情报部门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英国情报部门彻查高层中的“内鬼”。从1951年起，布伦特先后被审查11次。但每次他都冷静应对，化险为夷。对于伯吉斯在莫斯科不小心捅出他的身份，他辩称那纯属酒后胡言。有些审查者坚信他在撒谎，但苦于找不到铁证。随着布伦特的名头日响，封爵后更成为女王身边的红人，这些都为他提供了保护色。英国情报部门也不敢对他轻举妄动。直到1963年，才开始重启新的审查。这次，按照官方说法，布伦特招了供，但他立刻提出了交易：只要绝对保密，不泄露他变节，保障他个人的安全，他愿与军情五处合作。这笔交易显然有诱惑力。如果克格勃不知他已遭“策反”，继续委以重任，军情五处将钓到大鱼。尽管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笔交易，但克格勃没有上钩，军情五处几无实质性所获。看起来，布伦特利用其过人的机智，再胜一回。此时，布伦特的光环更大，更难对他发难。遭到连番戏弄之后，恼羞成怒的英国情报部门开始在舰队街和牛津、剑桥等学府放风，暗示布伦特是间谍，想利用流言倒逼真相。1979年11月5日，两名记者出书，披露布伦特是“剑桥四人帮”中最后一名间谍。最终，纸包不住火。10天后，撒切尔夫人出面证实。
克格勃
斯坦纳详述这桩间谍案，不是猎奇，而是想当思想史上的侦探，搞清楚布伦特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当叛国的间谍？他承认，尽管从事间谍和叛国活动，如同皮肉生意一样古老，并不新鲜；尽管要当间谍，显然要些才智和胆识，某种情况下，还得有优越的社会地位；但是，像布伦特这样，如此才华横溢、倍受尊崇的学者、教授，从事如此令人恶心的行当，的确少之又少。斯坦纳说，就他所知，在现代史上，还没有一例间谍案，就意义的重要性而言，堪与布伦特案相提并论，“布伦特教授的背叛和虚伪，从根本上令人深思，执迷于精神或学问的危害是什么？为什么在一个人身上，绝对的真理和绝对的谬误会共存？是否非人道的病菌历来就埋藏于我们社会中最精华的部分？”这才是布伦特案真正吸引斯坦纳的原因。在布伦特身上，他看到了精神的极度分裂：上午还在教室里谆谆告诫学子，艺术鉴定中的一丝疏陋无异于“精神之罪”的这样一个人，下午或晚上就背弃了他对同胞的誓言，将绝密情报交给苏联间谍。斯坦纳追问的是，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精神分裂？良心中绝对正直的那部分如何与绝对虚伪的那部分媾和？
斯坦纳发挥他文学批评家的特长，借用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韦伯的社会学理论来分析布伦特的背叛。他首先考察了布伦特艺术观念中马克思主义倾向，认为主要是中产阶级中普遍流露出的愤怒。在布伦特求学的时候，中产阶级受制于三类张力的牵引，一是西方的经济危机，二是法西斯主义的抬头，三是苏联红色革命的高歌猛进。斯坦纳指出，布伦特的艺术观中看不出他对马克思辨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或其经济理论有多少了解，除了一个方面，那就是，布伦特深信，那些对人类思想和社会具有至高无上价值的伟大艺术，在一个四分五裂、喧嚣混乱的大众传媒时代难以幸存。西方绘画、雕塑和建筑要重新获得经典地位，必须交由一个开明、有教养的、具有历史目的性的国家来管理。他心目中的苏联就是这样一个国度。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经典艺术作品进入了深宫或艺术收藏家之手。在这背后是金元政治在运转。人类失去了经典艺术的滋养，必然渐渐回归野蛮，艺术如何从少数资本家圈养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如何摆脱金钱市场的皮条生意？斯坦纳暗示，布伦特可能对此找不到答案，于是，就从学生时代对资本主义的愤激，从沙龙中受到马克思主义的耳濡目染，渐渐滑向叛国之路。
斯坦纳接下来从性取向的角度来解释布伦特的背叛。他注意到，布伦特和其他几位剑桥的间谍，都是同性恋者。历来，在剑桥的三一学院和国王学院那样的精英云集的地方，都有强烈的同性恋倾向。那些头脑聪明、具有极高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的学子，构成了一个半隐秘的团体，从丁尼逊时代到罗素时代，对英国的哲学和文学生活产生了独特的影响。他们之间结成的男性友谊和忠诚，远超对国家的友谊和忠诚。斯坦纳援引了福斯特的一句名言来形容这个团体：“如果必须在背叛我的祖国和我的朋友之间做出选择，我希望有勇气背叛祖国”。斯坦纳的言下之意是，布伦特成为间谍，无论是他被朋友拉下水，还是他拉朋友下水，与同性恋圈中的忠诚有关。但布伦特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以同样的冷酷，不但背叛了祖国，也背叛了朋友。斯坦纳特别指出，二三十年代，同性恋在英国是不合法的，相关的法律非常严厉。苏联情报机构可能以此为把柄，要挟布伦特等人为之效劳。更重要的是，同性恋圈层的氛围，也让布伦特等人相信，官方无论给予他们的才智多少奖赏，终究本质上是虚伪的、敌视的；因此，只要时机成熟，便想推翻变天，为这样一个善好目标，即使通敌国外，也是必要的、合理的手段。
不过，斯坦纳认为，尽管以上两点原因都很重要，但是，依然不能帮助我们进入布伦特那“云遮雾绕之心”，“那颗极度表里不一、看似分裂的心中，一边驻扎着一个绝对正直的学者-教授，一边驻扎着一个职业骗子-叛徒。”于是，斯坦纳提出了第三种解释，布伦特背叛的根源，主要不在于其政治取向，也不在于其性取向，而是在于“学术作为志业”。事实上，斯坦纳也承认，从性取向的角度去解释，只是他本人的直觉和假说，找不到可靠的力证来支持。从政治取向的角度来解释布伦特的背叛，也难以服众，因为许多人在布伦特丑闻公开后，依然出言力挺，正是以彼之道还施其人。这些在英国文学艺术乃至政治思想中颇具代表性的声音认为，布伦特加入共产主义，其实是时代主潮的一部分。在三十年代，许多西方的知识分子，都心仪莫斯科，想逃离腐朽堕落的资本主义和日渐抬头的纳粹主义的威胁。在那时，他们选择苏联被认为是进步的、高贵的、前瞻的行动。如果布伦特因此而受鞭挞，那么，有多少西方的知识分子不受鞭挞？尽管在1939年苏德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后，许多知识分子梦醒回头，并没有越陷越深，背叛祖国，为克格勃效劳，但这抹杀不了他们历史的“污点”。这似乎有些道理。不过，斯坦纳立刻严正指出其中的根本差别，那就是，布伦特的双手上“沾满了血”。之所以造成这根本的差别，斯坦纳暗示，原因在于才华横溢、艺术修养极高的布伦特是“真正的学人”。他说，“真正的学人是相当危险的生灵”；这样一个生灵本能上赞同尼采的发现，一旦醉心于某事，那灵魂的战栗，力量远胜于爱恨，比信仰和友谊还持久，甚至不惜生命；换言之，他已进入超善恶、超生命的“灵泊”之地。正如阿基米德。据说，罗马士兵闯入了阿基米德的住宅，看见一位老人正在自家宅前的地上画图研究几何问题，阿基米德说：“走开，别动我的图！”战士一听十分生气，于是拔出刀来，朝阿基米德身上刺下去。“真正的学人”就是这样，名声、财富、性命，在所追求的志业面前，都是云烟。这种漠然是其尊严的一部分。恰是在这里，斯坦纳指出，有着危险的陷阱。“真正的学人”容易被“对知识的迷恋”的“火焰”所毁，像对名声、财富、性命置之度外一样，他也可能漠视家庭的责任、政治的伦理和社会的正义。身外的一切都像是障碍，在纠缠他追逐知识的脚步，甚至像敌人一样在嘲弄瓦解他的努力。就连肉身，他也觉得是累赘，是灵魂必须拖拽而行的一块破烂儿，而真正的思想“必须弃绝肉身”。总之，“真正的学人”，如同浮士德博士，过着“执迷、牺牲和自我吞噬的生活”。在斯坦纳眼中，布伦特就是签了“魔鬼协议”的人。
斯坦纳
二
斯坦纳《叛国的知识分子》一文写于1980年，其实是对他六十年代文集《语言与沉默》中相关的观点的进一步深化和具现。斯坦纳一向关心人文素养与非人化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文素养需要经典艺术来浇灌。延续文化血脉的，是那些学人-知识分子。因此，他特别看重的就是这一类人。他笔下出现的，决不是泛泛之辈，不是选择阿伦特笔下的艾希曼那样的庸众。他更关注有文化的精英。这也是他选择要写《海德格尔》一书的原因。阿伦特认为，纵观20世纪之全部哲学，海德格尔一直是“秘密的思想之王”。[5]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哲学导师”、“思想巨匠”，却没有对纳粹主义进行抵抗，相反，还经常主动逢迎。海德格尔的所作所为令斯坦纳倍感痛惜。斯坦纳由此追问的，不是欧洲人文主义与暴行的抽象关系，而是文明与野蛮、真理与谬误如何在海德格尔、布伦特这样的学人身上共存，而他们恰恰肩负着伟大文明遗产的传承。
《语言与沉默》 《海德格尔》
在1966年写成的名文《后记》中，斯坦纳坦言，“我无法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时间关系”，难以将之纳入“可以理解的视阈”，
就在梅林教授或兰格纳被迫害至死的那一刻，绝大多数的人，无论是近在两英里之地的波兰村庄，还是远在五千里之遥的纽约，都在吃饭、睡觉、看电影、做爱，或忙着看牙医。这正是我想象不下去的地方。相同的时间，却有两套不同的经历，无法调和达成任何共同的人类价值准则；它们的共存是可怕的悖论，……以至于我对时间感到迷惑。难道真的如科幻小说和神秘主义所暗示，在同一个世界上，有不同的时间体系，既有光明时代，也有层层包裹的野蛮时代，在其中，人类落入了受活罪的魔掌？[6]
斯坦纳说，发现“同一时间，却有不同的时间体系，相互之间无法调和沟通”，这样的观念是必要的。更为重要的是，“发现当时死者和生者的关系，发现他们与我们的关系；尽可能像在记实和想象中那么精确地定位与大屠杀相关的同代人或幸存者，他们多大程度上属于无知、冷漠、共谋和帮凶”。[7]因此，斯坦纳表示，他无法接受这种轻描淡写的慰藉，“大屠杀只是德国现象，或者说，只是某个极权独裁者引发的不幸”。古典人文主义大厦的倾覆，启蒙理性精神的破败，政治仇恨与施虐的张扬；这一切发生背后的黑暗与野蛮动力，“不是来自亚洲的戈壁沙漠，不是来自亚马逊流域的热带雨林，而是来自欧洲，来自欧洲文明的心脏”，
受戮者的悲鸣，在大学外清晰可闻；虐待的暴行，在与剧院和博物馆一墙之隔的街上肆虐。十八世纪末期，伏尔泰颇有自信地认为，酷刑即将终结，意识形态的屠杀即将灭迹。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文艺和哲学创作的重镇，却成了贝尔森集中营的幕景。……我们是大屠杀时代的产物。我们现在知道，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要说他读了这些书而不知其意，弹了这些曲而不通其音，这是矫饰之词。这些知识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文学和社会产生影响？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从柏拉图到阿诺德的时代几乎成为定理的希望——希望文化是一种人性化的力量，希望精神力量能够转化为行为力量——产生影响？那些公认的文明传播媒介，不但没有对政治暴行进行充分的抵抗，反而经常主动投怀送抱，欢迎礼赞。为什么会这样？在高雅文化的精神心理定势和非人化的诱惑之间，存在怎样的尚不为人所知的纽带？是不是在文明内部生长出来十分厌倦和过度抽象的观念，为野蛮的肆虐铺就了道路？[8]
这一连串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人文学科具有人性化的力量吗？如果具有，为什么它们在黑夜来临之前失败了呢？”斯坦纳指出，在大屠杀发生之前，人们认为这是不证自明的公理：“文学研究传承了十分必要的道德力量”；“教导和阅读伟大诗人和小说家将不仅丰富品味和风格，而且丰富伦理感觉，培养鉴别能力，反对暴行”。正如西季威克相信，文学中蕴涵“真正人文的源泉和精华”，研究文学，“理解高贵、微妙、深邃的思想，理解文雅、崇高的感情”，眼界与同情心将随之扩大。这一高贵的声音，从阿诺德到利维斯，一直在回响。[9]
然而，斯坦纳说，与阿诺德和利维斯不同，他难以自信宣称，人文学科具有人性化力量。换言之，他对文学和文化价值的信任关系产生了质疑，
一个简单但惊人的事实是，我们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文学研究能够丰富或稳定道德认知，或者具有人性化的力量。我们没有证据表明，文学批评真的使人更加仁慈。更糟糕的是，有大量确凿的反证。当暴行在二十世纪的欧洲肆虐，许多大学的艺术院所几乎没有任何道德抵抗；这绝非微不足道的事情或个别地方的事情。有许多非常不安的例子表明，文学想象在政治暴行面前，不是逆来顺受，就是热烈欢迎。有时候，受过传统人文主义教育的个体在执行这样的政治暴行，甚至使政治暴行变得更加雅致。无论是对歌德的了解，还是对里尔克诗歌的兴趣，似乎都不能阻止个体和体制的施虐冲动。文学价值和极端非人性，在同一共同体内共存，在同一个体感受力中能够共存。[10]
斯坦纳进一步猜测，“在美学反应的培养和个人非人化的潜力之间，存在着秘密的间离关系。”他说，可以设想，当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文本，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道德反应的敏锐性会下降。“因为我们受到训练，心理上和道德上都要相信虚构的东西，相信戏剧或小说中的人物，相信我们从诗歌中获得的精神状况，结果我们也许会发现，更难与现实世界认同，更难入心体会现实经验世界。毕竟，任何人身上的虚构反思能力或道德冒险能力都很有限；它能被虚构作品迅速吸收。因此，诗歌中的呼喊也许比外面街头的呼喊声音更大、更急迫、更真实。小说中的死亡也许比隔壁邻居的死亡更震撼。”[11]
作为中欧人文主义的传人，斯坦纳并不是要彻底否认人文主义的价值与成就。他只是提醒我们，要如何更好地继承古典遗产，传承人文价值。一方面，他呼吁比较研究，输血补气，也就是，除了继承西方的文明之外，还要吸收“其他同样重要的文明与文化”，方能“迫切地触及我们生活的轮廓，触及我们的思考、感觉，设法找到出路”。另一方面，他呼吁人文研究中的“现实关联性”，避免“投入书写语词的情感，投入遥远文本细节的情感，投入逝去已久诗人生活中的情感，钝化我们对真正现实和需要的感觉”。他虽然反对利维斯批评中局限英伦的偏狭倾向，但他赞同利维斯将批评视为“人文核心”。正是由于“大学、艺术和书籍”构成了他所说的“人文传播媒介”，他也赞同利维斯的大学理念，“理想的大学是精神能量的根茎，使身体-政治保持清明和活力”。在《教化我们的绅士》中，斯坦纳专门谈论了该如何从事文学研究和教学。他说，“把文学教学和研究当成是温文尔雅的职业，是例行公事”，这比教不好还糟糕。人文研究和教育的目的，是“让我们变成人”，是“人之为人的艺术”。无论学子还是老师，都应该铭记卡夫卡以下这段话，并且弄明白卡夫卡的意思，
如果我们在读的这本书不能让我们醒悟，就像用拳头敲打我们的头盖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它？难道只因为它会使我们高兴？我的上帝，如果没有书，我们也应该高兴，那些使我们高兴的书，如果需要，我们自己也能写。但我们必须有的是这些书，它们像厄运一样降临我们，让我们深感痛苦，像我们最心爱的人死去，像自杀。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12]
三
斯坦纳使用《叛国的知识分子》为标题，明显在呼应朱利安•班达1927年出版的《知识分子的背叛》。班达认为，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王，他们构成了人类的良心。这些人包括苏格拉底、耶酥、西塞罗、斯宾诺莎、伏尔泰等人。真正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知识阶层，的确是罕有之人，因为他们支持、维护的正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真理与正义的永恒标准。凡夫俗子感兴趣的是物质利益，功成名就，与世俗的权势保持密切关系。而真正的知识分子却超然物外，不以物喜，不以己忧，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形而上的思索中寻求乐趣，也就是寻求非物质方面的利益。但是，班达并不是赞成完全脱离、超乎世俗、象牙塔内的思想家只专注于玄妙的学问。他强调，真正的知识分子受到思想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原则感召时，斥责腐败、保卫弱者，反对强权，捍卫公理也是他们应尽之责。因为他们就是知识的化身、正义、道德和真理的代言人。
班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勾勒了19世纪下半叶至一战前后西方知识分子的心态史。他认为，西方知识分子一直遵循耶酥的信条：“我的王国不在世间”，但是从19世纪末期开始，西方知识分子已背叛了他们的使命，竟从思想的世界堕落了下来，进入了行动的世界。全书分四个部分集中讨论了“政治的时代”“政治激情的本质”和“知识分子的背叛”。自文艺复兴以来，民族-国家和阶级斗争等意识形态的冲突而导致了大量的战争。许多知识分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或打扮成青年导师和精神领袖，鼓吹种族差异、民族至上、和阶级对立，煽动大众的现实主义激情；或投笔从政，直接实践现实主义的激情。对于这一现象，班达在序言中声明，“我所坚持的论点，即我称之为以捍卫诸如正义和理性等永恒不变的和大公无私的价值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已经为了实际利益而背叛了自己的使命。他们彻底放弃了追寻真理，完全背道而驰，沦为民族国家利益的帮凶。”知识分子的法则是，“当全世界都匍匐在作为世界主宰的非正义之前时，他却要屹立不动，用人类的良心来反对它。”知识分子的价值是“静态的、大公无私的、理性的”。班达认为，当今之知识分子，把自己的道德权威让渡给了他所谓的“集体激情的组织”，屈服于宗派观念、群众情绪、民族主义和阶级利益，从而背叛了自己的使命，充当了权势的仆役，以权宜之策、国家荣誉之名掩盖自己、粉饰自己的劣行。根据班达的定义，“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甘愿被烧死、放逐、钉死在十字架的危险，而不放弃自己的使命。”这样的人数当然不多，他们必须是具有坚强人格的彻底的个人。站在高处对芸芸众生训话。[13]
斯坦纳对知识分子（或他所谓的“真正的学人”）的定位显然也与班达相似。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精英”心态，因此被许多人诟病。但正如他在解剖布伦特的动机时，他对作为人类“精英”的知识分子还是足够的警醒，具有鲜明的自我批判精神。在对精英型知识分子的批判反思的译作中，还有两本著作值得注意。一是保罗•约翰生的《知识分子》；二是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
保罗·约翰生 雷蒙·阿隆
在《知识分子》一书的后封上，印着这样的话，可以概括为什么要对精英型知识分子保持批判性反思：“知识分子可以怀疑和批判，也就难免被怀疑和批判。警惕人文知识分子，更要警惕带有权力倾向的雅各宾式的人文知识分子。一旦他们和极端权力、极权主义相结合，他们就可能把他们的胡思乱想作为终极真理强加于人。那时，他们不是引导人走上迷途，而是强迫人走上‘正路’。”书中涉及的主要人物都是西方的思想家和作家，如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威尔逊、高兰茨、赫尔曼等人。保罗•约翰生收集各种不太常见的资料，以怀疑的眼光把这些我们平时只能仰视的光辉人物重新打量了一遍，他尤其从私生活入手，看看这些知识分子是否配得上头上的光环。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发现是惊人的，他把这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个性中的弱点和他们犯过的错误，他们生活中的可恶、可悲、可耻、可笑来了次集团式的暴光，把原本被遮蔽、被遗忘的东西带给读者。让他们明白我们在崇拜这些精英的时候，已经把他们神化，而他们原本跟我们一样，都具有人性的弱点。作者最后指出，这些人也许的确爱人类，愿意为人类谋幸福，但他们爱的只是抽象的人，而不是历史中具体的人。他们为人类的设计出的美好图景，在他们自己生活中却从不付诸实施。在私生活方面，他们大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和自我中心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知、行不一。由于智力上的优越，他们往往认为真理在握，把自己的思想成果绝对化，从而一意孤行，引起公众盲从，结果就是社会空前的灾难。也许有人认为这种从私人生活的角度来品评伟大人物的做法值得商榷，但作者认为：“知识分子领袖人物的私人生活同他们的公共形象是不能分开的，一个可以帮助解释另一个。私人的罪恶或弱点几乎总是反映到他在世界舞台上的行为中。”言下之意在强调，完人固然没有，但私德极糟的人在公德上能有所大成的确值得怀疑。真正为国家、民族、人类谋福利的人，就应该多考虑一些实际的具体问题，听其言、观其行，从一个人的朋友的确可以部分知晓其为人，从他对朋友、家人的态度更能考验他是否如其所言的诚实与忠诚。保罗•约翰生最后的结论是，“作为导师，或是榜样，知识分子并不比古代的巫医或牧师更聪明、更值得尊重……在我们这个悲剧的世纪，千百万无辜的生命牺牲于改善全部人性的那些计划，最主要的教训就是提防知识分子，不但要把他们同权力杠杆隔离开来，而且当他们试图集体提供劝告时，他们应当成为特别怀疑的对象。”“他们是极端的信仰主义者，这使他们变得十分危险，因为他们制造了舆论潮流和流行的正统思想，其本身常常导致非理性和破坏性的行为。任何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记住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一切专制主义中最坏的就是残酷的思想专制。”[14]
《知识分子》
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雷蒙•阿隆从更具学理的思辩角度指出了精神知识分子的危险。自德雷福斯事件以来，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向以左倾和激进著称，加之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三十年，法国左翼知识分子风光无限，以至于不少人，尤其是不少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推崇备至的外国知识分子，往往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视为“法国知识分子”的同义词。身为法国右翼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旗帜，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他们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为名义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这些冠冕堂皇的理论当然首先指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他首先解构了知识分子的政治神话，包括左派的神话、革命的神话和无产阶级的神话，在此基础上指出了知识分子的异化及其所持有的政治乐观主义是多么的浅薄。雷蒙•阿隆认为，“左派”“革命”“无产阶级”这些流行的概念都是激发政治乐观主义的重要神话“进步”“理性”“人民”的复制品而已，它们依赖的前提是，未来必定比现在更为美好，社会变化的方向能够一劳永逸地得到确定，总之，这一切神话的前提就是以进步为前提。表面上“革命”与“理性”是对立的，前者强调暴力，后者令人想到对话。“理性”注重讨论，并以说服别人为结束，而“革命”则不再想去说服别人，所以诉诸武力。暴力曾经是也将永远是某些缺乏耐心的理性主义者最后的手段。海德格尔的失足就是明证。在他的晚年，他曾经忏悔，但是他只是忏悔认错了人，把希特勒当成了耶酥。而希望强人的拯救念头并没有改变。但是，革命固然能够医治被废除的政体的弊病，但革命所遗留的创伤却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愈合。而暴力革命在摧毁国家权威起限制作用的传统的同时，也传播了以武力解决争端的嗜好与习惯，从而使革命暴力的基因循环相因。这种依靠暴力，依靠特殊的阶级来实现通向自由的转变，由于其结果往往令人失望，它就会在失望中进行自我谴责。而导致其失望的原因是，它痛骂的社会结构显示了持久不变的特征。这样在不断的希望、失望、希望、失望的过程中，在不断的革命的旗帜下，成为了“知识分子的鸦片”。雷蒙•阿隆的确道出了“哲学-王”似的知识分子对暴力的迷恋。这不难解释，知识分子虽然本身信奉理性，但在对现实绝望之际，失去耐心的情况下，他们又最迷信暴力，因为暴力在他们眼中才最能解决问题。[15]
《知识分子的鸦片》
将斯坦纳与约翰生和阿隆对精英知识分子的批判相比，我们大致可以看见其中批评视角的差异：约翰生主要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入手，阿隆主要是从思想内涵的角度切入，而斯坦纳更强调“对知识的迷恋”可能对人产生的异化，借用叶芝《1916年复活节》中的几行诗来说就是，
许多心只有一个宗旨，
经过夏天，经过冬天，
好像中了魔变为石头，
要把生命的流泉搅乱。
在执迷于追求知识的过程和付出中，“一种过于长久的牺牲，/ 能把心变为一块石头”。我们的确需要“一把冰镐”，砍碎“石化”的心。
引用文献：
[1]Gabriel Moked, “An Informal Conversation with George Steiner,” Tel Aviv Review 3 (Winter 1991): 28.
[2]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李小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页2。
[3]Edith Wyschogrod, “The Mind of a Critical Moralist: Steiner as Jew”, in Reading George Steiner, eds by Nathan A. Scott and Ronald A. Sharp,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P, 1994, p. 151.
[4]George Steiner, “The Cleric of Treason”, in George Steiner at the New Yorker,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2009, pp. 13-46.
[5]乔治·斯坦纳，《海德格尔》，李河/刘继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封底。
[6]斯坦纳，《语言与沉默》， 页178-79。
[7]同上，页179。
[8]同上，页2-4。
[9]同上，页77，68-69。
[10]同上，页72。
[11]同上，页72-73。
[12]同上，页73、77、79。
[13]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页5、48。
[14]保罗•约翰生，《知识分子》，杨正润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页434-35；另参杨正润先生的译序“关于知识分子的一种思考”。
[15]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页1-96。
说明：
1. 该文章节选自李小均教授的专著《来自废墟的信使》（漓江出版社）第九章，现经作者授权由“澳门新甫京娱乐娱城平台”微信公众号推出，未经授权不得转推。欢迎大家参考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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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孟士琦 潘欣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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